《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步辇图》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吐蕃（今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阎立本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 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阎立本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弹琴时的左手伴奏一样，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吐蕃，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土黄色，那么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
松赞干布是吐蕃第三十二世赞普，他平定叛乱，开创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吐蕃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可以说松赞干布是一位颇有作为的赞普。634年，他派使者向唐求婚，但未能如愿以偿。638年，他又派使者带琉璃宝入唐求婚，同时，他又带领20万军队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藩），想以此向唐施加压力以答应自己的求婚，但被唐军击退。至此，他认识到必须要诚心与唐和好。
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派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向大唐求亲，第二年到达长安。由于当时大唐帝国国泰民安，各民族友好相处，因此，当时竟有五个兄弟民族的首领向大唐求亲，太宗很是为难。最后，想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办法：请五位大使参加考试，谁考胜了，就把公主嫁给谁家的首领。 当时出了五道难题，吐蕃使臣禄东赞过关斩将，一路领先，最终取得了胜利。太宗非常高兴，心想：松赞干布的使臣这样机智、聪明，松赞干布自己更不用说了。于是，决定将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以后，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饮水，决定隆重迎接；松赞干布亲率欢迎队伍由拉萨出发直奔青海迎接。松赞干布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娶上国大唐公主，实在荣幸。我要为公主建造一座城，作为纪念，让子孙万代都要与上国大唐永远亲和。”他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在拉萨修建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批丝织品和典籍，还有许多树木、果蔬的种籽，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青藏高原，促进了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吐蕃也派送了大批的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长安的妇女们也一度风行吐蕃人将脸涂红的风俗，称之为“吐蕃妆”。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对加强汉藏两族的联系、团结，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人们的敬仰，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至今还保存着他俩的塑像。
由于此图经历千余年的传承，如今所能见到的阎立本作品，尚无一帧能毫无争议地确定它为阎立本所做，这幅传为阎立本所做的《步辇图》，对它是唐代阎立本所做还是唐代其他画家的原创摹本，或为宋人波本有许多争议，而书画鉴定界对《步辇图》的讨论认为《步辇图》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宋代，定其为宋人摹本。但不管是唐代、唐摹还是宋摹，作品的绘画水平都是很高的。
对比1959年版的《步辇图》和1978年版的《步辇图》两版的《步辇图》会发现，唐太宗手中的布袋不见了，宫女的手也变成了一段袖筒。唐太宗的右手被抹掉了。
唐太宗手里的小白布袋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全图的核心和眼睛，有了它，这幅图的主题就非常明确，是授官，而非许亲。
故宫的人对图的题记部分视而不见。史书上记载：“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使者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禄东赞是吐蕃之相也，太宗既许降文成公主于吐蕃，其赞普遣禄东赞来逆，召见顾问，进对皆合旨，诏以琅琊长公主外孙女妻之……”
“拜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这个小白布袋里，也可能正是“右卫大将军”的印信。小白布袋（鱼符袋）是三品以上官员出入宫廷的身份标识，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碑》碑文中，将皇帝“赐紫（绶）金（绶）鱼袋”录入碑文，以示荣宠。
《故宫博物院历代绘画藏品选集》的《作品简介》中，则把“琅琊长公主外孙女”，说成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外孙女许给赞普松赞干布，实际上是把长公主的外孙女许给禄东赞。后来，在勘误表上，赞普松赞干布改正为禄东赞，但禄东赞娶唐太宗外孙女一句并未更正。
以女性充当挽舆之人，原已违背人之常情。自有辇车、舆、轿以来，充当舆士的都是男子，由于先天的性别差别、体力差别，因而分工不同，这在砖画、壁画、卷轴画上早有证实。远的不论，只就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汉成帝所乘的肩舆、陈宣帝的腰舆、《清明上河图》中的九乘轿子和七辆独轮车、两辆双轮车、三两牛车，以及《晋文公复国图》中累见的辇车，它们的舆士皆是男子，而这些绘制，皆是唐代本朝以及前后朝代的制作。
况且，《步辇图》挽舆的9名女子，从服饰的打扮来判断，与宫女完全不同，倒像是舞女。这一点，通过唐朝李贤墓、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的宫女打扮就知道。以舞女充当舆士，如果有也只有荒唐无道的国君才有可能，只有在后宫嬉戏时命舞女挽舆，而不可能在行幸中让国人、朝臣亲眼目睹，更不会在召见外国使节时亮相。
在《步辇图》中，可以看见唐太宗召见吐蕃使臣，没有穿朝服而是穿便装，并且一只左脚伸出袍服之外，露出袜子和圆口便鞋。这一露，也露出马脚来。
在古代的绘画中，为了完美地表现帝王，一般都画皇帝穿着考究，一般也都画朝服。这点从《历代帝王图》可以看出，皇帝端坐舆上的仪态都是正襟趺坐，即覆盖在衣裳之下的盘膝盘腿，连陈废帝亦不例外。此外，皇帝的服饰和使臣的也有所不同，使臣有使臣穿的服饰和鞋。
《历代帝王图》中7位帝王朝服与敦煌初唐壁画第220窟、维摩诘经变右下的帝王与群臣朝服相比，其服饰规格画法和色彩相当一致，都是戴冕旒、著青衣、朱裳、曲领、白纱中单、大红蔽膝、大带，以及足登有小牌坊形翘头勾在裙外的朝鞋。
上述种种，说明伪作者没有对这些历史常识进行过研究，或者根本没有见过皇帝是如何站和坐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宫乐图》，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将其认定为唐人作品。盛唐人的脸是肥肥的，这从《宫乐图》中可以发现，人物的脸上，圆脸线条画得结实，人物的手，一笔一笔的，随便哪张脸和哪只手，线条都很厚重。再看《历代帝王图》，人物也是圆圆的，是初唐时的画法。此外，在唐人的壁画中，眼睛都是比较阔的。
而《步辇图》的女子都是小眼睛小鼻子，身体很削瘦。这种风格在唐宋时的画里没看见，要到明清才出现。明清人物画一般是细眼睛小鼻子，身子弱不禁风，不过明清唐伯虎、仇英等人画的仕女尽管躯体瘦削，线条还是挺拔的。《步辇图》从线条上来讲，也画不过这些明清一流的画家，线条僵硬，甚至人物的眼睛都画得模糊不清。
学者语出惊人判定此图“非唐画，更非阎立本的作品，而是后人的一件伪作”，其“绘画艺术水平很差，它的榜题以及后面的章伯益的书法艺术的水平也差”，其“既不是唐人的，也不是宋人的。”伪作说“非唐画”确有多闻阙疑之益，然其余论断则可商榷。对这样一幅千古名画作是非优劣的判定应较为审慎，陈先生的贬抑之论在相关的《题跋的疑问》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阐述上均未稳妥，此不仅仅关涉书画艺术，更有关于史学。
此画应是北宋早期的临摹本，其底本当是阎立本原画。如前所述，章篆末行“唐相阎立本笔”，显然是唐以后人的口吻；同时，章氏此语已透露此画是按“唐相阎立本笔”而临摹的。我们在画幅拖尾还看到北宋米芾、刘次庄、张舜民等十八人从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廿八日到元祐元年(1086年)孟夏四月的题跋观款，其中对章篆作评价的二人。其一曰：“阎相国之本，章伯益之篆，皆当时精妙。元丰甲子孟春澣中淤日圃泽张向书于长沙之静鉴轩。”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1084年)。其二曰：“元丰七年二月三日观步辇图，章伯益篆诚佳笔也。长沙刘次庄。”张向、刘次庄所言确非无根之谈，尤其是刘氏为北宋书法名家及书法理论家，其专著《法帖释文》乃专精之作，像他这样的专家是不会轻许他人的。既然此画是宋人摹本，那么章篆末行何以称其为“唐相阎立本笔”，张向题跋又称其为“阎相国之本”呢？这其实是当时文士对宫院摹本的习惯称法。摹本是当作“下真迹一等之副本”被珍视的。中唐宰相张弘靖家富有历代书画收藏， 可与宫廷秘府相比，其中有些就是唐代宫廷的摹本。晚唐时，张弘靖之孙张彦远曾专门描述对宫中高手摹拓前代书画的情况：“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证验。”张彦远所述唐人珍视宫院摹本的情况，相沿成习，对后代也有深刻影响。北宋宣和画院和南宋绍兴画院，聚集了不少书画高手，摹拓历代名家书画，真迹与摹本同被珍藏。那些“下真迹一等之副本”亦常被当作真迹珍视。如唐初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传为冯承素的摹本最得王羲之原作神韵，后人往往称冯氏摹本为王羲之《兰亭序》，这犹如章伯益称宋摹本《步辈图》为“唐相阎立本笔” 。
关于李道志，陈佩秋先生说：“从题跋看，‘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表明此题跋由李道撰写。按李道的官衔，史书应当有传，但廿五史的人名索引中只有三名李道，他们所处的朝代分别是魏、北齐和宋。”这显然是误读跋文，至于阎立本图上跋文的人物更与魏、北齐和宋各朝的人不相及。古代汉语固然可释“志”为“记”，但从题跋格式看，第一行“太子洗马武都公李道志”与第二行“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平齐，因此此人姓李名道志，而不是姓李名道。严格地说，第三行“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重装背”仍是“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这种精确的年月日记事，说明他们都是晚唐文宗大和间生活着的人。李道志官位太子洗马，据《新唐书·百官志》：东宫官，“司经局，洗马二人，从五品下。掌经籍，出人侍从。”但史书上没有他的传并不奇怪。晚唐时期，史失其官，晚唐实录多有亡佚，乃至方镇大吏在两《唐书》中亦不乏语焉不详者。然其爵位武都公，乃武都郡公之省称，高达正二品，此人当是李唐宗室。《旧唐书》卷六○《宗室传》，记唐高祖从父兄子淮南王李道玄，其弟道明即为武都郡公，唐太宗时人。此即可为一佐证。李道志可能就是《步辈图》的收藏者。大和七年(833)，李德裕首次任宰相，进封赞皇伯。七月丁酉，为中书侍郎。李道志请有“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李德裕鉴赏并题画，这是很自然的事。
李德裕为著名书家，不仅家中富有书画收藏，而且经眼的历代书画名迹极多，因此主张对这幅名画重装裱措的应是李德裕。在题写姓名时，他将爵位崇高的李道志写在首行，亦是很自然的事。书画研究者陈启伟在与陈佩秋先生讨论李道志其人时，表现出对唐代历史颇为隔膜。他说“这个李道可能是中唐时人。因为他前面的官衔是‘太子洗马’，这个官衔从秦汉开始设置，唐代仍有传承。我估计，这个李道可能是武则天时期的一名为太子掌管书籍的小官。武则天好赐‘武’姓，‘武都公’是否为武则天的赐名？”且不说其误读跋文，将李道志说成李道，其年代上的混乱实在不应该。大和年间是晚唐，武则天在初唐，两者相隔150年之遥。作者又说“李道可能是中唐人”，这就连唐朝初、盛、中、晚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弄清楚。武都公明明是封爵，却被作者误解为武则天赐名。这对普通读者造成的混乱是亚须澄清的。关于李德裕，陈佩秋先生说：“假设《步辇图》中的题跋是李德裕所写，那么让我们再来对照题跋内容和史书记载，结果发现，题跋行文内容与史书有惊人的相似”，由此她推断题跋不是李德裕撰写，因为“《旧唐书》，后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昫撰修，唐朝中期的李德裕是不会从100多年后的史书中抄录题跋的。”事实恰恰相反，此图题跋应出自李德裕之手。首先，李德裕撰写题跋有文献为证。米芾《画史》述《唐画》第2条即云：“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却猜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爰君发家。”元代汤垕《画鉴》述《唐画》第1条更明确说：“赞皇李卫公小篆题其上，唐人八分书赞普辞婚事。”汤垕《画鉴》乃经后人辑佚成书，中间多有脱误，此处将禄东赞辞婚说成赞普辞婚，即是一例显误。但他与米芾一样看到过原画上李德裕的题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今的宋人临摹本上已不见李德裕篆书与唐人八分书，只有章伯益的篆书。但是题跋中精确的年月日“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贞观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与李德裕仕履合禅的官职“中书侍郎平章事”，只能来自亲身经历过，而又精通史书的李德裕。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章伯益篆书前三行说明“重装背”的题记，后十行用小篆书写的那段故事情节，都是过录李德裕在原画上的题跋而来的。
《步辇图》小型张发行于2002年3月16日，它的面值为8元，发行量1290万，是国家邮政局2002年发行的第5套新邮，同时也是2002年发行的第一枚小型张。
在《步辇图》小型张正式发行之前，期货价曾达到35元，但随着邮市运作环境的恶化，市场对其的期望值也逐级下降，致使《步辇图》小型张正式发行时，其市场价格只以25元开盘。面世之后，受邮市大盘进一步恶化的影响。
从盘口来看，多空双方在这一位置基本上达成了暂时的平衡。但由于《步辇图》小型张的上档密集成交区集中在20元附近，且25元开盘价和35元期货价已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因此，短期内《步辇图》小型张价格的上扬阻力重重。
阎立本（601～673年），唐代雍州万年人，隋代画家阎毗之子，阎立德之弟。唐太宗时任刑部侍郎，显庆初年，代兄做工部尚书，总章元年为右丞相。擅长书画，最精形似，作画所取题材相当广泛，如宗教人物、车马、山水，尤其善画人物肖像。《步辇图》是以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阎立本的绘画，一是线条刚劲有力，二是色彩古雅沉着，三是人物神态刻画细致。一般被认为出自阎立本之手的画作共有4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的情形；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共绘有自汉至隋十三位帝王的画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贡职图》与《萧翼赚兰亭图》，分别绘有各国使者向唐朝皇帝进贡的图景、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以巧计从和尚辩才处赚取王羲之书法名迹《兰亭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