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中国当代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正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时的艰辛，“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
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 、鲁迅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
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
1968年，路遥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副主任职务。
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在路遥回乡务农期间，路遥和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的习近平总书记同住一个窑洞，两人成为朋友，曾彻夜长谈过。
1970年，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
1972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同年，在诗人曹谷溪努力下，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
1973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延安大学期间，路遥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同年7月，《延河》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0月，路遥到西安，参加了《延河》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作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接着，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短篇小说。
1976年8月，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引起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人生》发表之后，路遥又接连写作了发表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说。
1984年，开始筹备创作《平凡的世界》，1985年秋天，路遥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为创作寻找素材。
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路遥因此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1990年到1992年，路遥处在创作休整期。一方面要恢复一下严重透支的体力；另一方面，也好对创作进行一番思考。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诸多提问，路遥决定就《平凡的世界》创作问题写一篇随笔，这就是后来面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1992年8月1日，路遥离开西安返回延安，9月5日，路遥返回西安，亲友为他送行。同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11月21日，在西安三兆公墓举行告别仪式。
《平凡的世界1、2、3部》。
《老汉一辈子爱唱歌、《银花灿灿》、《灯光闪闪》、《不冻的土地》、《吴堡行》、《难忘的24小时——追记周总理1973年在延安》、《杜鹏程：燃烧的烈火》、《少年之梦》。
《路遥小说选》、《姐姐的爱情》、《当代纪事》。
《优胜红旗》、《父子俩》、《不会作诗的人》、《在新生活面前》、《夏》、《匆匆过客》、《青松与小红花》、《卖猪》、《姐姐》、《月下》、《风雪腊梅》、《生活咏叹调》、《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长安》。
《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人生》。
《车过南京桥》、《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灯》、《当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第九支队》、《歌儿伴着车轮飞》、《红卫兵之歌》、《今日毛乌素》。
发展空间的限制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
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
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
爱情观念
作家几乎为他每一个创作的爱情故事都安排了一个不甚光明的尾巴；《在困难的日子》中马建强对吴亚玲的情感披自卑放逐，最终无奈地看着吴亚玲和郑大卫门当户对地在一起，《人生》中的黄亚萍最终却没有勇气跟随高加林回树当农民，她将永远无法走出精神失恋的痛苦阴影，刘巧珍为被县里清退的高加林求信说明他心底里爱的仍然是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秀莲的婚姻中始终不能抹去田润叶的影子，婚后的田润叶以与丈夫分居的方式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贞，独自饮下了一杯自己亲手酿造的婚姻苦酒。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路遥所讲述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令人心酸的悲剧：固然，“有情人难成眷属”不失为一种悲剧，而只有丈夫或者妻子没有爱人的“物质婚姻”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悲剧。由此可见，基于精神交流和心理契合基础上的恋爱才是路遥心目中理想的婚姻。
路遥还通过爱情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在路遥笔下，爱情只是作为其笔下青年男女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插曲而存在的，路遥则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生奋斗的主题而写爱情。在路遥笔下的爱情故事中，对于男性主人公而言，爱情只不过是他们在由乡而城道路上的踏脚石。正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踩着一个个女人最终走进了豪门贵族小姐的闺房，路遥笔下幻想进城的农村男青年也几乎是试图踏着一个个女人以实现自己的进城理想，他们或无情地斩断与成为进城道路上绊脚石的农村女性的爱情关系，或将城市女性作为进城的敲门砖。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姐姐》中的高立民、《风雪腊梅》中的康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路遥总是以道德伦理作为判断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甚至那本该不能掺入一丝杂质的爱情生活，也同样无法摆脱道德的审视。路遥浓重的道德情结，使得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特别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对爱情选择的重大意义。这种在爱情故事中所显露出来的道德审视在路遥的早期小说《人生》中已经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接受了现代情爱观念影响的作家能够对高加林和黄亚萍基于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结合做出自觉的肯定；另一方面，深受传统道德影响的作家对被高加林抛弃的刘巧珍怀有深深的同情，甚至为了表达对传统女性刘巧珍的同情而突出“插足者”黄亚萍的自私、任性、轻浮，从而加重了对现代女性黄亚萍谴责的砝码。由此可见，作家路遥习惯于从道德角度审视爱情生活，致使他在爱情故事的书写中无法摆脱道德理性的拘围，这也是其爱情故事书写的局限所在。
总体风格
路遥不是一个四平八稳、刻意苦吟的诗人，他在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客观冷静描写的同时，同样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他认为作家作品中观照的现实必然有作家的主体判断，融入了作家的个人情感。路遥十分注重生活中的感情积累和作品中的激情倾注，将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和浪漫主义的奔放热烈一同融入到作品中，读他的作品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蕴含在作品中或缓或急的激情涌动。在路遥为我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中，你能体会到和路遥一样炽烈、温情、友好、质朴的浓烈的激情，你会随着路遥的笔感受一次次心灵的震颤和悸动，一起悲或一起喜，一起怒亦或一起怨，让你体会到和作家一样的柔情似水，一样的血气方刚。
尽管与民间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但路遥毕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其创作又显示出一定的超越性特征，典型表现就是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故事不断向前推进。民间文学讲求故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使不少背景性材料和事件的叙述受到影响，路遥力求展示生活的原貌，因此，必须要突破这种单线连续发展的叙述模式，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交化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特别是当故事呈复线发展的时候，对民间说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追求时间完整性手法的超越更为明显，典型例证就是多线结构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将双水村与县城两个平行发展的故事通过孙少平、田润叶等在城乡之间的位置变换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故事。
人物形象
路遥作品中所创造人物的理想追求、人生价值、道德价值等一系列观念太过完美、太过理想化，太过单一，路遥常常在作品中为刻意追求这种唯美而放弃对现实的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路遥作品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意义的经典。比如，孙少平与田晓霞最初萌发爱情就是因为他们对读书和思考的共同爱好，这就奠定了志同道合的爱情基调。晓霞爱少平的是他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少平爱晓霞的是她的博学善恩和勤奋敬业，这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且他们的爱情本身也基本上是由互勉和思念构成的精神恋爱。其实，爱情是有多重风景的。志同道合是一种美，两情相悦是一种美，温柔思念是一种美，灵肉结合是一种美。而《平凡的世界》只为我们展示了志同道合这一重美景，崇高固然崇高，但却失之于单一，没有展示出“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们的平凡爱情中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种形态的丰富多姿的美。
而对于配角，路遥所塑造的形象也是有特色的。例如，“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动乱岁月，又是一个考验人性品格的大舞台，作者以此为背景，塑造出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一是忧国优民、大公无私的忠诚干部，一是趋炎附势、惟利是图的跳梁小丑。
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展现了1967年造反武斗的历史画面。就在广大人民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头头们挑动起来，即将进行一场严重武斗的危急时刻，县委书记马延维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正义凛然地跋涉到剑拔弯张的造反大厅，挺立于正要“捉拿”他的造反派面前。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作者刻画了县委书记马延维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而宁死不屈的高大形象，鞭挞了如县委副书记李维光见风使舵、毫无党性人民性的败类以及如金国龙等一群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投机野蛮之徒的无耻嘴脸。
在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中，故事主角一般设置为农村青年，其中有男青年也有女青年。女青年有《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刘丽英，《平凡的世界》中的郝红梅、孙兰香、金秀等，这些乡村女青年拥有进城的天然资本，那就是她们的长相优势，通过相貌换取进城资格，她们可以通过婚嫁进城。然而，路遥小说中的进城故事最关注的其实是男青年进城，尤其关注这些男青年身份的设置。与这些具有相貌优势的女育年相比，男青年通常具有知识优势，这些男青年拥有进城的精神资本却没有进城的物质条件。
其次，路遥在其进城故事的讲述中塑造了新人特质的农民形象。在路遥的小说中，从高加林到孙少平，组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的人物序列，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混合型的精神特质使得他们成为鲁迅笔下和柳青笔下的农民形象之后呈现多重组合性格的农民形象。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中国农民形象的内涵得以丰富和深刻，是路遥对中国农民形象画的重要贡献。
1991，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平凡的世界》
1984，陕西省文艺创作“开拓奖”一等奖，《人生》
1983，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
1982，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惊心动魄的一幕》
1982，《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
1981，《鸭绿江》作品奖，《风雪腊梅》
1981，《当代》文学荣誉奖，《惊心动魄的一幕》
1981，《文艺报》中篇小说奖”二等奖，《惊心动魄的一幕》
2019-09-25，获最美奋斗者
2018-12-18，获改革先锋
2018，提名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路遥的精神遗产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他对文学事业的那种神圣感，以整个生命去打造自己的文学；第二，他对普通人命运深刻、持久地关注；第三，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感情共鸣与精神鼓励；第四，他尽可能地挖掘、表现了每个人本身潜在的朴素而又宝贵的精神。这四点足以使一位作家永远不朽。（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评）
一个作家去世近二十年了，人们还在热烈地怀念他，还在谈论他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奖励。路遥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及其命运，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他给一切卑微的人物以勇气与光亮，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评）
路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文学创作融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用心用情抒写改革开放故事。先后创作了《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特别是他勇于改革文坛风气，创作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展现了我国城乡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颂扬了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强不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人民日报》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