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末史学家。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其父马廷鸾为南宋右丞相，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以忤贾似道归里。端临侍父家居，博极群书。咸淳年间，漕试第一，以荫补承事郎。宋亡，隐居不仕，历30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父卒后，教授乡里，任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
所著《文献通考》（简称《通考》）348卷，记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的典章制度。唐天宝以前史实，以杜佑《通典》为基础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加以续修。共分24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作者自创。所载宋制尤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文献通考》为三通之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即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博学多才﹐藏书甚富。马端临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接触到很多的资料﹐约从三十岁时开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成该书。
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门类失之太宽。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该书有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传世。
马端临自幼天资聪慧，且有良好的家学条件。他很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读经书，7岁成童即能诵读四书五经。稍大他益发勤奋好学，长期仿效南北朝蓍名文学家袁峻读抄经史的做法，每天坚持抄书50张，天天如数完成，没有完成，决不休息。十余年间，他遍读了宋以前历代正史、稗官记录、私家文征和唐宋两代名臣奏疏、名儒评论论，还从名师曹泾研习了程朱理学。他如此勤奋的博览群书，不仅使他具备了渊博的学识，练就了坚实的文字表述功底，还为他日后编写《文献通考》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马端临在潜心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自班固的《汉书》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断代史和通史，都详于理乱兴衰的记载，而略于典章制度的记述。他认为“理乱兴衰”史对于后世固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然而“典章制度”的置废对社会兴衰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带着这一观点反复深入地研究中国每一部典章制度专史，从中领悟到：历代典章制度不尽相同，亦不迥然相异，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后世典章制度的变革是在承袭前朝乃至古代典章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潜心研究的心使得马端临立志编写一部自上古至南宋的典章制度专史。
从早年起，他就决心以《通典》为蓝本，“采摭诸书”，重编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他从宋朝咸淳九年（1273年）开始准备，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历二十馀年的努力始告竣，取名《文献通考》，同年刊行于世。
马端临一生最大的社会贡献是编写了一部《文献通考》。全书共有二十四个门类，三百四十八卷。书中详细 记述了自古迄宋二十五个朝代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和利弊得失，每个门类和每卷之后都有文字精约的按语， 阐述各个时期各种典章制度兴立和废止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兴衰的影响。全书叙事条分缕析，评述精审透彻，资料丰富翔实，是一部古往今来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名著。它与唐朝杜佑编著的《通典》和南宋郑樵编著的《通志》两部历史名著合称“三通”。“三通”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历史者案头必备之籍。《文献通考》是“三通”中内容最丰富，记述时限最长，考证最精深的一部，因而被历代史学家誉为“三通”之首。
马端临编著《文献通考》效法杜祐《通典》的体例，而又编出了特点，大有创新和发展。他认为《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赅洽”，应当取此精华，效而师之；也认为《通典》分类不尽明晰，应当补其不足；还有选材欠精审，考订欠精深也是《通典》的不足之处，都在须补正之列。《文献通考》在《通典》类目的基础上作了两大系列改进：一是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使之更加全面；二是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门类从“食货”中抽出，升格后与“礼、乐、兵、刑”并列为类目，即由子目升为一级篇目，使之更系统、更缜密。《文献通考》类目安排的科学性，充分体现了马端临“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
《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另一个特点是加强了经济类内容的记述，比较详尽地增补了反映唐宋时期农业生产、商品和货币流通、税收、劳役、进御贡品等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从不同侧面，比较客观地录存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即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可以征信的经济史科。在“田赋、职役、征榷“等篇目中记载了大量反映宋代统治者对老百姓强征暴敛残酷剥削的史实，从字里行体现了马端临重视社会经济、 民贵君轻的儒家民本思想。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精深。马氏在《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这说明他在选材上是极为严谨的。他所记述的每一件事，每一种典章制度均以权威正史为资料根据，同时还与历代会要（各个朝代的史料汇编）和历代正史中有关人物传记中的相关记载相对照，进行缜密的考订，有征可信的收录，不可征信的不载。这充分表现了他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在评论上，都是先取当时臣僚的奏疏，又取各名流、学者的评论，或者稗官野史的记录为论据，进行反复深入的考证，然后再得出结论。
马端临出生于宰相之家，十九岁就以父荫授予了承事郎的职衔，具备了出仕当官的条件，但是他没有步入仕途。入元以后，马廷鸾的旧交，故宋丞相留梦炎出任元廷吏部尚书，曾邀举马端临赴京任职，他断然以“侍亲疾”为由拒绝了。马端临随父归隐故乡以后，全身心地编著《文献通考》（1290—1322），历三十余年而不倦。他熟知宋时士大夫的议论，书中收采很多。以身当宋亡，对宋末统治集团的腐败极为愤慨，书中也常加揭发。此外，他还在家乡兴办学校教育本族子弟。马氏一家虽世代书香，子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故乡众多同族的子弟，因身处偏僻山乡，且多贫穷，大部分无法入学读书。马端临回到家乡后，即自己出资兴办了扶风马氏家塾，免费招收本族子弟入学就读。族中入学子弟在他的教育下，大多学有长进，不少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学，蜚声庠序。
《文献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为田赋、户口、征榷、选举、职官、乐、兵、弄、学校、钱币等二十四门。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按时代先後排列比较。同时在各条後面夹录前人和当时文人学士的议论，最後再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他的按语，贯串古今，折衷恰当，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审慎的结论，尤其对于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发表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有。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我料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它著作。
《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文献通考》在中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临的卓越贡献，亦当为世代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