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马哈只第二子，郑和有姐妹四人。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和仅十岁，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走至南京，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永乐元年（1403年），姚道衍和尚收马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名福吉祥。在靖难之变中，马和在河北郑州（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另一说为“燕京郑村坝”，今日北京东坝村）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以纪念战功，史称“郑和”。并升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明成祖对郑和十分信赖。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和早年于史无载，《明史‧郑和传》仅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据云南昆阳《故马公墓志铭》载，郑和为马哈只（轶名）第二子，长子马文铭，姐妹四人，然此说为孤证，学界存疑。吴晗据此推断“其被阉入宫，当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沐英定云南时”，并推测入宫时当在10岁左右，此亦为其生年来源然亦全为推测，并无实证，学界亦有疑问。
（公元1399年8月6日-公元1402年7月13日）
朱棣皇帝对郑和的人品、才能、知识有充分的了解。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长大，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并被朱棣皇帝视为心腹。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郑和本人所具备的素质和条件适合于担任下西洋总兵正使一职，率领船队下西洋。
首先，郑和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指挥才能。郑和少年时就在明军中服役，在明军中长大，后转入燕王府侍候朱棣。郑和成年后，经受了战火考验，跟着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经历数次重大战役，具有实战经验。为此，朱棣皇帝才授予郑和“钦差总兵太监”军衔，将二万余名官兵交给郑和指挥。郑和下西洋中的几次军事行动也证明了郑和的军事指挥才能，确保了这几次军事行动的成功。
公元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朱棣命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张辅讨平安南后于1406年六月初一，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郑和向爪哇方向南航。
公元1406年6月30日（永乐四年）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
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
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
1407年10月2日（永乐五年九月初二）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 。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
公元1407年—1409年（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
公元1407年（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在郑和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公元1407年（永乐七年夏七八月间回国。
郑和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此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的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珍贵文物，也是斯里兰卡的国宝。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公元1409年十月（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公元1411年7月6日（永乐九年六月十六）回国。
公元1413年11月（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1415年8月12日（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回国。
公元1415年11月（永乐十三年十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公元1417年1月（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出发，到达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公元1419年8月8日（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回国。
公元1421年3月3日（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公元1422年9月2日（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回国。
公元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调整了其父的扩张政策，对内采取措施减轻民困，对外进行战略收缩。当时由于营建北京、连年北征，致使军民疲敝、财政紧张，夏元吉劝说他停罢下西洋。
公元1431年1月（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朱瞻基因弃交趾导致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诸海外藩国多不来朝，为了挽回地缘地震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派遣年老体衰的郑和出使诸国，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公元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 书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监七员、少监十员、监丞五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教谕一员、阴阳官一员、舍人二名、余丁一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 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福建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祇。
公元1433年（宣德八年癸丑） 62岁 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骨灰葬于南京弘觉寺地宫，今南京牛首山郑和墓或为其衣冠冢。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剿灭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享年62岁，永远地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郑和宝船的主要造船地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
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据《同治上江两悬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
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郑和大航海时代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现代实测，长约500余米，宽约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18丈尺寸复原制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
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郑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邸外国诸番图》，全图使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配上所记的针路和过洋牵星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东非肯尼亚的慢八撒，到南纬四度左右为止，包括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亚非诸国约占300个，相当准确地记录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详细纪录了郑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开辟的众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点有20余处，主要航线有42条之多。它充分证明郑和大航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发达的航海事业、丰富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约在万历二年成书的 浙江 嘉兴人 严从简所撰《殊域周咨录》 中记载：在明宪宗成化年间， 在某太监怂恿之下， 皇帝也想下西洋取宝， 派人到兵部索要郑和下西洋历史资料，但没有找到。兵部尚书（相当今国防部长）项忠要处分档案官，在旁的刘大夏便说： “ 三保（施按：此指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煆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殊域周咨录》据内库档案写成的。由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的陆树声所撰写的笔记《长水日抄》中也记载了类似内容。 后人不加明察。这位官员竟敢直指下西洋为“敝政”，可见内部反对之激烈。
郑和下西洋，支费浩繁荣，库藏为虚（《明史》卷三百三十二）。据粗略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另据计算，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由此可见，下西洋船舶耗资之巨。 这还只是一部分，此外，对大量的外邦来朝贡者，论级行赏，数字极为可观，《永乐实录 卷一百一十九 》：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虽加厚不为过也。”
但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
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
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
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与之相对照，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
再次，受明朝皇权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应反思其不计得失、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应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历史取舍原则，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更多地将义利兼顾、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古为今用，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
著名明史专家刘重月先生认为：“15世纪西方各国也正在开展航海的探索活动，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应该是那个大历史时代所具有的特征”。
毛佩琪先生从小处分析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基于朱棣朱棣整体的政治目的，下西洋并非是孤立的事件，七下西洋是朱棣对治理明帝国政治理想的体现，这是一种国家力量的显示。”
柏杨先生说：“郑和是中国第一位航海英雄。他下西洋，跟公元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了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郑和的这次壮举，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知道非洲东海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
北大前副校长，史学家何川文曾经评价：“自从人类有文明以来，文明质之间的交流与交汇，在整个明代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是和平”。
当代美国的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这样说：“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市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人数众多，组织严密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丝绸之路历史上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路线通道，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此次亮相的明代《丝绸之路大地图》，描绘了从甘肃嘉峪关到中东麦加数千公里线路的主要城池和山川地貌，并用汉语标注了211个自九种语言音译而来的明代地名，涉及欧、亚、非三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由当时的宫廷画家以吴门画派青绿山水技法绘制而成，可称是古代千里江山图的典范。
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国宝级艺术珍品是郑和书法作品《发心书写金字经》。这是已知目前存世的第二件郑和书法。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成祖和宣宗之命，先后七次下西洋，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崇明县志》
《太仓州志》
《西洋番国志》
《天工开物》
《武备志》
《星搓胜览》
《前闻记》
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1、西域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2、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3、爪哇国
亦即麻喏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4、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5、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6、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7、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8、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9、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中国有友好往来。
10、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0、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2、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3、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 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4、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5、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6、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7、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美洲最早发现者引争议一直以来，各方对发现美洲大陆的“第一人”莫衷一是。美国《林肯每日星报》2014年11月14日报道则称，有证据表明中国航海家郑和可能最先发现新大陆。或者见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词条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欧洲航海家哥伦 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 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据郑宽涛先生考证，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已预知自己生命将终结，他立下遗嘱，出海前分别在太仓、长乐立碑表明自己心意。太监因生理缺陷受世人歧视，他们死后不能入土祖坟，只能寻求佛教的精神寄托，以寺为坟。火化埋葬表示灵魂升天圆寂；功德圆满。因此，明时太监死后多火葬。与郑和、李童同一时期的太监兴安一生信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可见当时高级宦官骨灰埋入“浮屠”(即佛塔)是常见的。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馆馆藏的一部手书长卷佛经《妙法连华经》，后经文物专家考证为明朝杰出航海家郑和的遗物，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已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部手书《妙法连华经》经卷长达40．3米，宽10．1厘米，全文6万多字均用金粉写成，据专家推测，成书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经书“跋”中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郑和在最后一次航海前，发起募捐刻经，刊印《妙法连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当时的名僧圆瀞对郑和的壮举十分赞叹，受郑和委托，用赤金书写下这部经卷。
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和技术环境有关。据其本人所述，因为修摩利支天法，得到摩利支天菩萨帮助才能平安的出游。郑和所刻《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卷末
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二十三日），姚广孝题记郑和刊印《摩利支天经》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福善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摩利支天经跋尾》）
郑和等第一次出使西洋诸国途中，历经占城，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等国。
南京南郊
牛首山有一座郑和墓，但专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衣冠冢。因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印度古里，他的真身究竟葬于何处，一直备受争议，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南京博物院专家葛晓康先生从半个世纪前在南京牛首山一座古塔地宫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线索，经过长达15年对文物和文献的破译，一个重大发现让他大吃一惊，牛首山弘觉寺舍利塔地宫，就是郑和真身葬所，也就意味着地宫出土的人牙就是郑和的牙舍利。
收长兄之长子为嫡后，迁居南京三山街一所大宅，为纪念先祖，名之为“马府”；马府原有房屋72间，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夷为平地。1983年考古学家在南京太平公园（旧称马家花园）出土郑和府第遗物，有龙泉窑瓷器、宜兴紫砂、景德镇青花等。
福建南平市文化馆收藏一口郑和在1431年（明宣德六年）祈保下西洋往返平安双龙纹铜钟，上有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为了纪念航海家郑和，南沙群岛中有一群礁名为郑和群礁，包括太平岛 鸿麻岛 舶兰礁安达礁南熏礁 郭谦沙洲。
“郑和舰”于1985年12月开始建造，1986年7月下水，并于1987年4月交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正式服役。该舰为二级甲类舰，最大排水量可达6100余吨，最大航速21节，经济航速17节，以经济航速航行时，续航力为1万海里。该舰抗风力12级，可进行除南北极区以外的环球航行。
1991年大连海事大学以郑和号命名本校第四艘教学实习船——“郑和轮”。
1994年台湾海军以郑和号命名一艘仿美国"Perry"级所建造的成功级巡防舰。
2005年美国波音公司以郑和号命名将首次环球飞行的波音777-200LR。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的7月11日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并规定全国所有船舶鸣笛挂彩旗，系取郑和首次下西洋之日期1405年7月11日。
600年后的这一天，对郑和下西洋的纪念达到了最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国交通部、外交部和其它部委、省市的负责人在会议上发言，郑和后裔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各界代表和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一个人，而且是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国国务院于当年将每年的7月11日定为“航海日”，为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国家邮政局于2005年6月28日发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1套3枚。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无疑是久远而巨大的。至今南洋一带无处没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遗迹与纪念物。作为明代最具有开拓象征意义的郑和下西洋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积极评价。已故著名史学家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一是经济上有收获，二是政治上弘扬国威，三是文化传播，“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四是华侨移民增加，“使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因此，吴晗认为，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个样子”。他又援引沙劳越王查尔斯布罗克之言：“使南洋无华侨，吾人将一无所能。”（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