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创伤之后，试图实现复兴之路的艰难。在经历了文革之后，许多人原先抱有的美好梦想破灭了，怀疑、彷徨、畏首畏尾成了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病，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拜金主义的冲击，使那一代的年轻人精神无所适从，传统道德几近崩溃。改革开放以后，表面上经济繁荣的背后，实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小说不动声色地使用了这么一个小角度，却折射出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个大隐患。严歌苓用她的小说，带我们进行了一次精神的苦旅。
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地区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张俭的解决之道是，让多鹤成为朱小环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关系。这个奇特的家庭组合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困窘的经济生活中飘摇度日。
几十年下来，日本人多鹤默默而固执地以“整洁、较真”等品质影响着这个家庭，而朱小环等张家人则以 “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生活理念改变着多鹤。残酷无奈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们善良的本性使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小姨多鹤》借日本孤女多鹤的一生展开另类的革命历史叙述，关注的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人性、存在及生命等话题而非历史本身。就如张炜谈到《家族》时所说：“历史本身，它的一些关节，不是最令人兴奋的点，而是夹在褶缝中的欲望，是生命顽强却又顽皮的舞蹈……”小说显示了作家对中国革命、人性、文化融合等经典话题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在小说《小姨多鹤》中，作者以对中国当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歌哭，是一部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稀世之作。
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通过这六口之家里的亲情、爱情、友情，把人世间的伟大人性，开掘得淋漓尽致、深刻透彻。小说集中写了两个女人：多鹤和小环。也可说是“两个女人的史诗”。多鹤这个日本小女人，在日本战败后，从“满洲垦荒开拓团”死里逃生跑出来，又被卖给人家做生育“工具”。她无尽地劳动、干活，默默地受羞辱、折磨，可她无怨无悔地整日只知弯腰、鞠躬，低头、擦地，靠的是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一种求生的本能，以及与生俱来的宽厚、宽容、宽恕、善良、至爱的本性支撑着。这是一种真实的人性，一种超越了一切国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性。多鹤凭借着这真挚的人性，终于赢得了张家每一个人的信任和关爱。她也无私地将自己全部的力量，献给了这个家庭，尽管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有对不起她的地方。这就是人性的博大无私。朱小环，这个张家的大管家，三个孩子名义上的生母，可以说是底层社会最可怜的一名家庭妇女，但是她个性开朗、乐观，无忧无虑，为人泼辣，抽烟、嗑瓜子、骂人，她“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吵得人家哈哈笑”。她对多鹤，作为日本人，作为情敌，是仇视的，可当知道多鹤的悲惨身世，又见其刻苦勤奋的劳动，真诚善良的心地，大气的她，毅然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与多鹤成为了相濡以沫的亲姐妹。她勇于承担了抚养、呵护三个孩子的责任，还处处关照多鹤，甚至为她担待罪责，避祸消灾。在她身上，有着中国“农村妇女那种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平常心”，有着“几乎接近原始的美德，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侵蚀的美德。”
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个奇离有趣、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蕴藏的思想内涵是极其丰富深沉的。小说看似只写了一个很单纯的一小家子的悲欢离合的生活经历，可折射出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其中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些都给了现代人巨大的思维空间和多方面的人生处世的思想启迪。小说却并未直接触及如何面对历史遗留的问题，作者也无意去碰触这些与小说无关的事情。作品只是文学创作，讲故事，写人物，时代背景是放置在幕后的。然而，小说高超之处，所谓“具有史诗价值”的，就在于小故事见大历史，小家庭见大社会，小人物见大时代。尽在不言中，尽在自然而然的无意流露中。这里没有政治说教，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黄钟大吕，没有激扬文字，有的只是小人物，小事件，小风波，小吵小闹，可它依然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现代启示录，令人深思。
《小姨多鹤》中女主人公日本小姨多鹤、中国母亲小环都是典型的边缘人。多鹤具有严歌苓一直在作品里探究的那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女性吸引力，就像扶桑（《扶桑》）和王葡萄（《第九个寡妇》）一样。她懵懂、天真、固执、较真，内心十分刚毅，不吵不闹、不争不抢、不撒娇、不放电，却让男人们神魂颠倒。但因自己的日本身份和畸形的家庭结构，使之成为非妻非妾、非姨非母的小姨多鹤。中国母亲小环则是一个带给人希望的人物。虽然她不那么高雅、不那么沉静，她泼辣、世俗、懒惰，但是她睿智、大气。她表面上是妻子，其实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是家长，就像母鸡一样爱护支撑着家。丈夫和多鹤像她的弟弟、妹妹、孩子。她的难过和伤心永远都让步给对家人的安抚，但最后还是孑然一人。多鹤的命运当然惹人悲怜，可小环命途比她更不幸。她虽没有多鹤的异乡之苦、名分之苦、丧亲之苦，可所有这一切苦叠加在一起，她一样也没少。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守着自己的丈夫，可那丈夫是别人的丈夫，孩子是别人的孩子，爱情也大致就是别人的爱情……她在貌似一切都有的庸常里独自品尝一无所有。一辈子，她热闹在最深的孤独里，徘徊在生活的边缘地带。
观照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中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几乎无一例外的遭遇灭顶之灾，《小姨多鹤》中的多鹤更是无出其外：多鹤被灭族、出售、沦为生产工具、被丢弃，一生颠沛羸弱。严歌苓借此途径和策略收获了独特的文本意义：以女性人物特殊边缘状态下个人行为为突破口，而抵达一种深度：关注的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是试图探入到无意识的深层，在一种非常的状态下把人的灵魂放到极限中去拷问。在此过程中，一些被多数人忽视的残片与粉末得以重新建构，折闪出动人心魄的光华；一些被人注意到但浅尝辄止的人性深处的幽思，在这里得到透彻淋漓的阐释——“边缘人”隐秘的内心世界从而获得丰富地展现。
小说多处写到日本人的自杀情怀，这是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处的一种惯性。是小环的“凑合哲学”一次次把多鹤从自杀边缘拉了回来。严歌苓以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大视野、大境界来刻画张俭家奇特的中日关系，她细心把握中日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微妙异同并公正客观地加以比较和阐发，表达了彼此引以为鉴、提携进化的美好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