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然而，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日军终于冲进了这里。伤兵被杀，女大学生则眼看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在这个时刻，这13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女子，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了侠义血性：她们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圣诞庆祝会，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最终十三名女子除了玉墨之外无一生还。
严歌苓曾明确谈过《金陵十三钗》的题材来源，一是《魏特琳日记》，二是蒋公毂的《陷京三月记》。魏特琳女士也以“惠特琳”的名字在《金陵十三钗》中直接露面。“在给张艺谋编剧时，我又收集了很多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我爸爸的姨夫蒋公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国民党的一个卫生部医官，在他把大部分的伤兵撤离南京后，他没有走，留在了南京，他记下了一本日记。后来他的后人把那本日记出版了，叫《陷京三月记》。”另外，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1997）也给她良多启发。
玉墨
故事中，玉墨一出场就显示出与其他女伴的不同。当她们死乞白赖地用对付嫖客的手段来博得教堂人员的同情，破罐破摔的时候，玉墨并没有自轻自贱，而是真诚地跪下来，用一种深明大义的口吻乞求神父给她们这些并不贵重的贱命一个好死的机会。当神父终于抵挡不了这群洪水猛兽般的女人的攻击，答应先暂时收留她们两天的时候，她没有随她们莽撞地横冲直撞，而是又一次跪下道谢。入住教堂之后，当阿多尔多问她名字的时候，她那种知书达礼、落落大方的神态和动作，根本就不像是个窑姐。作者这样形容此时的玉墨：“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尔多都给她收服了。一刹那，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在代表高贵气质的对妓女深恶痛绝的书娟的眼里，“她虽然有一点拿捏矫情，但基本上是入的眼的。”
玉墨刻意地要在人前树立起与红楼们泼辣无理截然不同的淑女形象，来扳正人们对她这类风尘女子的看法。或许是有一种虚荣在作怪，但这也是她不甘于命运摆布，勇于抗争的表现。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她四书五经也读过，琴棋书画也通晓，并不比那些大家闺秀少些什么，只是命运捉弄了她，家庭的败落摧毁了她大家闺秀的梦想，将柔弱的女孩逼上了风尘之路。生在那样一个父权制依旧根深蒂固的时代里，她除了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剩下的就只能是找一个男人来依附，她也这么做了，但她表现出了不屈的精神。
书娟
主人公书娟对妓女在书中是有明显转变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她对妓女夹杂着的深深的憎恶。她因为赵玉墨的妓女破坏了她的家庭而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书娟的眼里，妓女全是“不要脸的骚妹子”，是蛆虫一样的东西。有一次，她就手拿着火钳站在赵玉墨的门口，差点给赵玉墨毁了一次容。讨厌妓女的还不只是书娟，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此，她们不欢迎妓女们的闯入，甚至还因为盛汤这种小事和妓女打了一架。但是后面的故事使书娟彻底改变了对妓女的看法：妓女豆蔻为了让伤兵王浦生听上一曲好听的琵琶曲而不惜犯险跑回妓院去取琴弦，哪知在途中却飞来横祸遭日本兵轮奸；再就是妓女们代替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宴会，明知道凶多吉少，她们却毫不退缩。小说的最后在书娟的视野里结束：十三个白衣黑裙的少女排成两排，被网在光柱里。排在最后的赵玉墨的一个娇羞一笑，“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
英格曼和阿多那多神父
可以说这两位神父是热心的国际救助者：他们与战争毫不相关，木可以安然无恙的离开南京，但是他们选择了和中国的孩子一起面对这场浩劫，守护孩子不被伤害。另外，他们也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们凭着洋人的面孔，穿梭于被屠城后的南京的大街小巷，收集了许多以后控诉口木军人胡乱伤害平民的证据。
但是在日本军人的枪下，他们同样是弱者。他们的国旗和法律在这群恶魔般的口木人面前完全失去了效力。他们本以为能保护好这群伤兵、妓女和女学生，却最终不能。最后，他们也只能看着悲剧一幕幕上演：工人陈乔治和五名军人相继被残忍杀害。日本军人征孩子们去表演节目，他们无力阻拦。
作品主题
自我牺牲精神
《金陵十三钗》写的是中国民众承受的凌辱和苦难，以及这些苦难对普通人甚至等而下之之人精神的淬炼和提升，激发他们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体现出“患难见真情”的人间关爱，亦即“敌忾情绪演化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实”。
《金陵十三钗》的人心之变既体现在对他人态度的变化中，也体现在人物自身的改变。对他人态度的变化主要通过女学生书娟和阿多拉多神父来表现。他们开始都对闯人的秦淮妓女抱有强烈的敌意和鄙视，在书娟眼中，她们是“六月的烂冬瓜”，在阿多那多神父眼中，她们是无需躲藏的贱货。她们带来喧嚣、混乱、醉生梦死，大敌当前，她们还要吃要喝，嬉笑耍闹，卖弄风情。但她们的喧嚣透着生命活力，她们的调笑混杂着人性温暖，赵玉墨的沉静自重，豆蔻的一往情深，这些都在悄然撼动着书娟和阿多那多固守的贵贱壁垒。直至大难临头，十三个女子挺身而出，替几小时前还与之相骂的女学生慷慨赴难，她们的仗义行为终于彻底刷新了书娟和阿多那多的成见，他们带着内疚、忏悔、怜惜、感激和敬重等复杂心情目送她们走进夜色，又倾其余生追踪这群风尘女子的下落，关注她们的命运。这个过程被作者刻画得相当细腻。相比之下，秦淮女子们自身的改变则写得比较简单粗略。开始，她们处处表现出青楼女子的积习，举止轻桃，言语粗俗，但豆蔻惨遭凌辱，陈乔治惨遭血刃，中国伤兵惨遭杀害，惨烈的现实终于激发了她们同仇敌汽的民族情感，在日本人二次闯人教堂时，女性间鸡零狗碎的争执瞬间被同胞姐妹间的关爱和同情所替代，她们以献祭般的高贵牺牲换来女学生的安全，她们人性中圣洁的光华发散出来，彰显出原有的人格尊严。严歌等曾坦言过自己的创作意图:“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战争自然是能表现隐藏人性的极端环境，十三钗的精神之光由此得以放射。
但人性的这种极致体现其实是瞬时性的、不可靠的，拉开一段距离，站在未来的某处浅滩回望历史长河，就会明白，战争及一切暴力只会让人类精神水准总体下降，而不能使人性真正提升。
边缘气息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又一部书写边缘的作品，无论是“我姨妈”似的叙述视角，还是秦淮妓女式的书写对象，都弥漫着一种边缘气息。边缘意味着孤独，孤独则催生着反抗。秦淮妓女本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她们遭尽世俗玩弄，却不为世俗认可；她们风情万种，却注定无法逃脱尘世的宣判与道德的仲裁；她们茫茫然游走于传统的正义与道德之外，凄凄然混身于流金泻玉而又穷山恶水的红尘之中，担一付人人唾弃的娟妓之名，受一世情欲煎熬的孤独之苦。于是她们反倒以放荡颓败的行为举止，以粗鄙与狂欢化的生活方式，来嘲弄道貌岸然的世俗权威，并曲折传达着内心对于尊严的向往。
玉墨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娟妓领袖，与叙述者“我姨妈”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瓜葛牵扯。墨玉与我外公交往时刻意装扮的大家闺秀的气质，与教父乃至阿多那多的不无做作的应酬，虽然不期然流露着几许逢场作戏的姿态，但又何尝不是她试图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行为表征？她满腹诗书，不甘下贱，与红菱辈有天壤之别，然而无论她怎样努力地想去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歧视与偏见却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始终将窑姐与常人一划而开。玉墨对“我外公”的“勾引”，在其身份被揭穿之后，便如青烟随风而逝，她终究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异己。
艺术特色
小说《金陵十三钗》的标题就有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双重象征。我们都知道在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中有着“金陵十二钗”的经典形象，她们都有出众的外表却难逃多并的命运。因此，“金陵十三钗”可以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象征着《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同时也暗示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赵玉墨、豆寇等既像林黛玉、薛宝钗们那样年轻、美丽，但又有着比她们还要悲惨的一生。
另外，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标题中的“十三”又包含另一个隐喻。“十三”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象征。耶稣基督和他的十二个弟子共十三个人共进最后的晚餐，由于犹大的出卖，耶稣被带走钉上了十字架，“十三”成了《圣经》典故中一个重要的数字，意味着不吉利。小说标题中的“十三”也暗含着不祥的含义——与耶稣为了解救人类、牺牲自己一样，在小说中，赵玉墨和她的姐妹们一共十三人，为了使“战争中最柔弱的生命”不被糟蹋、不成为“最不堪设想的牺牲品”，在平安夜里，她们挺身而出，主动将自己送上祭台。在这里，作者把以赵玉墨为代表的风尘女子们描写成了为解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基督形象。
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作者选用“我的姨妈书娟”这样一个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人物进行回忆与诉说，用“书娟”去追述曾发生在民族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伤痛，用“书娟”去引领当下的读者进人作者搭建好的再现创伤记忆的城堡。小说的语调是平缓的，正如回忆之溪一样涓涓流淌，无论是叙述被欺骗、推向万人坑的中国军人，还是展示豆寇惨遭轮暴又被钉上耻辱柱的画面，故事的语调始终平稳，仿佛词汇在一片寂静中踟蹰徘徊，而这片寂静正是普通人平时发觉不到，甚至是意识试图掩盖与压抑的记忆，在无法亲历那场惨剧的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隔代的创伤记忆仿佛是一颗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们知道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但却太遥远。
《金陵十三钗》获得第十二届百花奖原创中篇小说奖，并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影片于2011年上映。
严歌苓，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严歌苓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有《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赴宴者》、《霜降》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她的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画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