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
绪九年（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马廷培当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母亲何定珠，出身于名门望族，颇有文采。马一浮有姐三人，均识字读书。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县）。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福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县试名列榜首。
求学生涯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民国时期曾任浙江都督）见其文章，大加赞赏，以爱女汤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习英、法、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终身不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曾预纂《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次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
学术养成
民国元年（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后便辞官归去。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丰子恺撰《护生画集序》。
民国
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攻陷上海，逼近杭城，国难迫使马一浮携家人南渡避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战胜利，回杭州，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
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蒋庄。
1967年，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逝世后，被安葬在南山公墓。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
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义理名相
论”则是马一浮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称之为新义理学说。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一浮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一浮研究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
抗战时，国难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马一浮擅长书
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不低，且独钟于王羲之。
纵观其学书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
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集各种书体于一身，自成风格。亦善治印，为西泠印社成员，其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故对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学《圣教序》的成分更多。无论点画、笔法，间架、结构，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响。
当然，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他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
对读书的穷理
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一浮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直至十年浩劫，他也未能幸免。
传播《资本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清政府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并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去负责筹建中国展馆。时年20岁的马一浮由于懂外文，被录用去做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
马一浮到达美国后，开始他抱着欣喜、激动、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学好外语，学好西方哲学、文学，他认为学习是他的第一乐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处学英语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个美元从师学习英语2小时，学习文法。不久，他翻译了《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刊。他的第二个乐趣是购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图书，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购买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这时马一浮正在患感冒，还发着高烧。他说我回国时一定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带回中国去。
马一浮在美国考察了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后，心情逐渐由原来的欣喜、激动、期盼变成了苦闷、悲愤、失望。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民主的，实际上却是野蛮而专权的。特别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对华人的歧视，他在日记中说：“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他还说：“闻圣路易斯大学等，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亦被描绘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而受美国歧视。”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6日，马一浮在美国学习工作结束，先后历时302天。他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他是在国外自费购买将马克思《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回国后，他开始与国内同仁共同研读这部人类社会哲学巨著。不久，他又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和西班牙文，进一步研究西方哲学。在日期间，结识了鲁迅、秋瑾、章太炎等人，赞同辛亥革命。回国后，他定居杭州，研究各种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