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1934年毕业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次年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并开始以“严文井”的名字发表作品。1937年出版散文《山寺暮》。1938年5月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
1941年在桂林出版的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描写了孩子们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好生活的热望。1944年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个人主义思想。1945到东北，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写有反映土地改革的报告文学《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和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的旅行》。
1951年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从1953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为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为培养青年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严文井因病于2005年7月20日凌晨4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作品风格
他的作品以童话和寓言的影响为大。他的童话、寓言创作故事生动、构思巧妙，具有很浓的哲理与诗意，被誉为“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
主要作品
童话作品有
《南南和胡子伯伯》（1943）、《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1949）、《蚯蚓和蜜蜂的故事》（1950）、《三只骄傲的小猫》、《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1957）、《小溪流的歌》；杂文集《关于鞭子的感想》；游记作品《印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轶事
严文井十分爱猫，最多的时候，家中曾养过7只猫。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自己吃清汤挂面，却给猫开鱼罐头；送人照片，也是他和猫的合影。他还不时借猫幽默一下，说猫和人一样，有感情，但人有时候还没猫伟大。比如，“我们家的猫寻找爱情，会毫不犹豫地从三楼跳下去，人有这样勇敢吗？”
有人问过严文井，喜爱小动物和写童话，两者有什么关系？他回答道：“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没有美丽的幻想，没有浪漫精神……则一定不会有童话。”
柔和，是严文井最爱用的一个词，在他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我的心是柔和的”、“妻看着我，目光逐渐转向柔和”、“我们的心很柔和，还要继续保持柔和。”
他的代表作《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写给他去世的爱人——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姐，他们在投奔延安的路上相遇，然后相爱，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直到今日，还有读者感叹：“奇怪，一个老头，怎么能写出那么唯美、感性的文字？”
于是，便有文学评论家把这个有着“苏格拉底似的谢顶”，长着又圆又大额头的“童话爷爷”，比喻成“一口井”，“那种流淌出的柔和的美感，好像是底色，铺陈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
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样的“资产阶级情调”，无疑不合时宜。
尽管长期担任作协的领导，但在旁人眼中，严文井似乎属于“刻意被权力边缘化的角色”。“文革”中，他的一次检讨竟这样开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荫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
还有一次，作协组织批斗丁玲，旁人的发言都很激烈，他却站起来说：“陈明配不上丁玲。”顿时哄堂大笑，批判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作家阎纲回忆，“5·16”之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白天干活，晚上接受批斗，用强烈的灯光照着，不让睡觉。一天夜里，他经过严文井床头，蚊帐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塞给他几颗水果糖，使得他“原本绝望的心，顿生出强烈的感激”。
严文井喜爱西洋古典音乐，经常去琉璃厂买旧唱片，“文革”家被抄时，仅交响乐、奏鸣曲之类的唱片，就有几十公斤重。他曾无意中见到沈从文在挨批斗之后，听音乐听得泪流满面，便说：“真正喜爱音乐，打心里欣赏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在韦君宜出版了《思痛录》后，许多人劝严文井也写写那段岁月的回忆，他却拒绝了。因为“不好说”，而且“会伤害许多人”。他宁愿用一幅自画像来解剖自己，并郑重地钤上了自己的印章，分赠给同事和朋友。于是，这幅嘴和脸都扭曲了的自画像，被人视为“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
严文井留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篇不到300字的散文。向他约稿的编辑回忆，严文井反复修改，整整写了一年零八个月。他用这样的笔调写道：“……我本来就很贫乏，干过许多错事。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
2005年，严文井离世。一个前去他家采访的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国儿童文学泰斗的家，只是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陋室”。除了老旧的单人床和书桌，剩余的空间都被书本占满。屋内能见着的唯一亮色，就是窗外的一棵绿树。树下，埋着他亲手安葬的爱猫“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