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里五个孩子当中最年幼的孩子（最后只有三个孩子存活下来）。父亲弗朗索瓦‧阿鲁埃是一位法律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母亲玛莉‧玛格丽特‧杜马来自普瓦图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伏尔泰先后在巴黎耶稣会和路易大帝高中接受教育。
伏尔泰中学毕业后，父亲曾送他进了法科学校，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法官。但是，伏尔泰希望做个诗人，为捍卫真理而“面临一切，对抗一切”。因此，他很少上学听课，却经常写一些讽刺即景诗。他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抨击社会丑恶。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
在高中时代，伏尔泰便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来更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1711年至1713年间他攻读法律。投身文学之前，伏尔泰还为法国驻荷兰大使当过秘书，并与一名法国女子堕入爱河。两人私奔的计划被伏尔泰的父亲发现，被迫回国。
1715年，伏尔泰因写诗讽刺当时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流放到苏里。
1717年，他因写讽刺诗影射宫廷的淫乱生活，被投入巴士底狱关押了11个月。在狱中，伏尔泰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本，关于路易十五的摄政王，菲利普二世（奥尔良公爵）的悲剧《俄狄浦斯王》（Œdipe）。在这部作品中，他首次使用了“伏尔泰”作为笔名，这名字来自他法国南部故乡一座城堡的名字。
1718年秋，《俄狄浦斯王》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伏尔泰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诗人”的桂冠。
1726年，伏尔泰又遭贵族德·罗昂的污辱并遭诬告，又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达一年。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
1726年-1728年，伏尔泰在英国流亡是他人生的一个新时期。他在英国居住三年期间，详细考察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当地的社会习俗，深入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果，形成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自然神论的哲学观点。《哲学通信》就是他在英国的观感和心得的总结，也是他第一部哲学和政治学的专著。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以后一些年他陆续完成和发表了悲剧《布鲁特》、《扎伊尔》、以及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等。
1734年，伏尔泰正式发表了《哲学通信》 ，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书信集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情妇夏特莱侯爵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隐居15年。
这期间他一度被宫廷任命为史官，并分别于174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4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隐居生活使得伏尔泰的才能得到发挥，他写下许多史诗、悲剧及历史、哲学著作。如哲学和科学著作《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戏剧《凯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子》、《海罗普》，哲理小说《查第格》等。这些作品的发表使得伏尔泰获得了巨大声誉。
1749年，夏特莱侯爵夫人因难产逝世。伏尔泰短暂地回到巴黎。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邀请到柏林，得到宫廷文学侍从的职位待遇。
1753年，伏尔泰与另一位国王赏识的科学家莫佩尔蒂发生争执，伏尔泰写文章讽刺莫佩尔蒂的荒谬论文。但后者得到国王的支持。这一事件导致了伏尔泰与国王关系的破裂，并促使他离开普鲁士。他在居留柏林时期最重要的出版著作是《路易十四的世纪》（LE SIECLE DE LOUIS XIV）。
离开普鲁士后，伏尔泰在法国和瑞士边境上一个叫凡尔纳的地方置购房产定居下来。此后他全心投入到火热的启蒙运动中。一方面他用化名写作和印发了大量小册子，抨击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宗教迫害专制政府草菅人命等罪行；另一方面他支持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的斗争，积极为他们撰写条目，《哲学辞典》就是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哲学条目的汇编。
同时，除了继续创作戏剧作品外，他还完成了《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等历史著作和《老实人》、《天真汉》等哲理小说。伏尔泰的不倦斗争，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他本人也被人们尊称为“凡尔纳教长”。
1778年2月10日，当84岁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9年的巴黎时，他受到了人民热烈的欢迎。这时是伏尔泰人生发展的最辉煌的顶点。不久，他便病倒了，于同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伏尔泰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意思是说，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天堂；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
伏尔泰死后，仍然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放在一个小礼拜堂内。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才把他的遗体运到首都，并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和瞻仰，人民亲切地称呼他为“精神王子”。
伏尔泰是启蒙的斗士，一生为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战，靠自己的笔过独立的生活。
伏尔泰是自然法学说的拥护者。他从自然法论的立场出发来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他认为：自然法就是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并且天下人都认为是公正的自然法律。
他把法律分为两类，即自然法和制定法。
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这些都是自然所颁布的法律。
制定法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教会法。法律是政治的法律，是任意制订的、纯粹民政的法律，时而设置五监察官，时而设置执政官，时而召开百人团会议或平民会议，时而成立雅典刑事法庭或元老院，实行贵族制、民主制或君主制。若以为一个世俗的立法者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神明制订出哪怕一条这样的政治性法律，那就是不了解人类的心意。人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才欺骗别人的。
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
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只有四个时代是理性彰显和值得赞美的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的第一次繁荣；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发展；路易十四时代，“人类理性已臻成熟”。至于其他时代，世界呻吟在愚昧、野蛮和迷信的统治之下。
伏尔泰在对人的理性备加推崇的同时，批判和否定压抑人的理性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意史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深刻剖析了君主专断的种种弊端，认识到“君主使人感到枷锁的分量”，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君主专断。他断言，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与自由得到尊重与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性，推动社会繁荣。
伏尔泰还否定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主宰地位。在他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伏尔泰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教士的凶残贪婪，以及信徒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造成的荒诞悲剧。“宗教狂热使科学本身也变成了它的同谋者，并扼杀理性”。
伏尔泰还扬起理性主义的大旗，猛烈抨击了包括作为神学时代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世界史》的作者博絮埃在内的神意史观，肯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把理性主义史学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