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秧歌的源头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后唐宫廷，如秧歌《彩楼配》中之表段子“正月十五君民乐，唐朝发明唱秧歌，天子耍丑耍得好，正宫娘娘把头包”，此说乃民间传闻，史无可考。另一说源于清代著名文士吴锡麟的《新年杂咏》。其中说，秧歌是由宋代的“村田乐”演化而来。秧歌即插秧之歌。再一说源于宋元杂剧。从音乐发展、表演程序的角度考察，韩城秧歌明显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韩城秧歌在表演时，唱则不舞，舞则不唱。击乐伴奏时，唱时不敲，敲时不唱。它的唱腔音乐属曲牌联套，颇似“诸宫调”的套曲。从“丑”、“包头”的称谓上讲，也像从宋元杂剧沿袭而来，不难看出，从音乐到表演，在韩城秧歌中都能找见宋元杂剧雏形的影子。
韩城秧歌在1875年-1908年（清朝光绪年间）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1876年（光绪二年）韩城秧歌艺人韩敏卿带领秧歌班子进京，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演出，从此皇宫中设有“秧歌教练”专门教演秧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韩城知县吉冠英为了接待清廷派来的钦差张启华，举办了一次韩城秧歌大会演，名角荟萃，盛况空前。演出从三月初三开始历时十天，有一百五十位艺人登台表演，展示了韩城秧歌迷人的魅力和精湛的艺术。这两次演出成为韩城秧歌发展史上的两大盛事。
韩城秧歌吸收了南方秧歌小调和秦腔、蒲剧、眉户等戏曲的不少营养，涌现出秧歌红艺人100多名。
20世纪四十年代，韩城秧歌开始走下坡路，至五、六十年代，韩城秧歌表演已很少见。
解放后，韩城秧歌被省、地、市文艺工作者挖掘并注入了新的活力，创编出了一批新的形式和内容的韩城秧歌剧目，也曾使韩城秧歌红极一时。后来，韩城市文体局、文化馆注重对韩城秧歌的保护和发展。分别出版了介绍韩城秧歌剧目和音乐的《韩城秧歌剧目选》和《韩城秧歌》，对韩城秧歌的剧目和音乐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1998年曾组织韩城秧歌专场演出。韩城秧歌节目多次参加各类重大的演出与比赛，均获得良好反响。
韩城秧歌富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可谓风格独特，别具一格。
其一，有固定的表演程式。从表演形式看，韩城秧歌的特色十分显著，陕北人说“扭秧歌”，长安人叫“跳秧歌”，而韩城人则称为“唱秧歌”，正好道出韩城秧歌以唱为主，说、表、舞兼而有之的艺术特色，体现了戏曲雏形及其发展趋向。韩城秧歌大多以二、三人上场演出，也有四人角色上场的，但以二人居多，故有“对对戏”、“秧歌戏”之称。角色一般将丑角叫“耍丑的”，将旦角称“包头”，也有以男女区别角色，还有像现代小戏中的以姓名定角色。韩城秧歌一般遵循开场—正剧—退场的程式进行。开场部分又有几个层次，首先丑角登台“拜场”，即唱一支“四六曲”表示自谦；“拜场”过后是说表，即丑角说表段子，或传统段子或即兴创作；说表下来是“请场”，即丑角请包头上场，包头唱“开门调”亮相；下来是“数花”，即丑角说表数说（褒贬）包头；数花下来是“推接”，即由丑角唱“四六曲”表示推让，包头唱“四六开门曲”表示承接。至此，开场部分结束。正曲是一出秧歌的核心部分，一般由丑角、包头用套曲联唱的形式，表演一段简单的剧情。退场是一出秧歌的结束部分，由包头与丑角唱“四六曲”，以示自谦。如“一把扇子七根柴，鹞子翻身滚下来，咱二人不是捆柴的手，后场请出行家来”。这一组艺人下台，下一组艺人登台。韩城秧歌的包头，以妖、巧、俏、媚为特点，动作妩媚，婀娜多姿；丑角则以刚健悍勇见长，跺脚蹬腿，步态潇洒。二人刚柔兼济，对比强烈，其舞蹈图案变化丰富，层次清晰，热烈而不紊乱，细腻而不平寂。
其二，唱腔音乐曲调丰富。韩城秧歌的百余种曲调优美动听，富有变化，风格多样。其中既有说唱性的叙事体，又有民歌形态的单曲音乐，还有戏曲化了的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韩城秧歌不仅重唱而且重“表”，这种表的因素，也渗透到曲调中来，形成了有说有唱、说中有唱的特点，韩城秧歌的唱腔还大量运用方言衬字、衬词和衬句来增强其表现的内容，也形成了韩城秧歌别致的音乐特色。
其三，道具服饰简单轻便。演出时，丑角画白鼻梁，着便装，腰系白褶裙，头戴草帽圈，手执花扇或烟袋。旦角涂脂抹粉，画眉贴鬓，红袄绿裤，手执花扇或手帕。道具的巧妙运用，形成了韩城秧歌的一大特色。正所谓：“扇子能扇风，遮面又传情，喜怒巧用扇，性情不一般，烟袋可作笛子吹，也可作马鞭用，既可作各种兵器，又可当杖、拐、伞用”。
韩城秧歌在韩城市境内多有分布，其中以板桥乡、金城区、新城区最具代表性。
韩城市位于关中平原之东北隅，属关中盆地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山、原、川、滩兼有。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是山区，群山起伏，山峦耸翠，东南部为黄土高原和川道，地势平缓，水多土肥。全境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较多，光照充足，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尤以“大红袍”花椒驰名。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属陕西主要煤炭、钢铁、电力基地之一。
早期韩城秧歌的道具很简单，常用手帕、烟袋、花扇等，一物多用。
乐器只用三件打击乐器：即马锣、大锣、大镲。后来加入了板鼓、小鼓。用弦乐为秧歌伴奏始于20世纪40年代，由民间老艺人杨文华用三弦为秧歌艺人卫百福伴奏。至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板胡、二胡、笛子、唢呐等一些民族乐器，后来还加入了电声乐队伴奏。
韩城秧歌剧目丰富。剧目共挖掘整理出127折，出版96折。其内容包罗万象，诸如神话传说、历史传奇、民间故事、民俗风情等等。代表剧目有《自本熬话》、《游九洲》、《十月怀胎》、《割韭菜》、《闹新房》、《五柱香》、《五更鼓》、《看花灯》、《闹元霄》、《望江楼》、《张先生拜年》、《小寡妇上坟》、《绣荷包》、《送情郎》、《纺棉花》、《思情郎》、《上楼台》、《货郎算账》、《采花》、《算卦》、《国难》、《放学》、《织手巾》、《十二将》、《婚姻自主》等等。
曲调有117种，但归纳起来有50余首。曲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说唱音乐，是一种具有说唱性的叙事体。二是保留原民歌形态的结构形式，专曲专词。三是曲牌联套的结构形式。韩城秧歌的曲调主要有《十绣》、《十二将》、《十字句》、《开门调》、《四六曲》、《望江楼》等。
韩城秧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且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艺术形式。它既不同于陕北的“扭秧歌”，又不同于长安的“跳秧歌”。韩城人把它叫“唱秧歌”、“对对戏”、“秧歌戏”，都不太全面。它既像民歌、像曲艺，又像舞蹈、像戏曲，却又不尽然，它实际上是“四不象”，是一种集民歌、舞蹈、说唱于一体，且具有戏曲因素的歌舞剧雏型的民间艺术形式。正因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因而便也具有其独特的非常重要的价值。
韩城秧歌“说、唱、表”兼而有之，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由曲艺走向戏曲的雏形，是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活化石”。它既有说唱形态的“说秧歌”曲目，又有戏曲形态的“演故事”曲目，还有既说又唱的曲目，这对于探讨中华戏曲的渊源、发展意义重大。
韩城秧歌完全不同于其它任何意义上的秧歌，它集民歌、说表、舞蹈、戏曲因素于一身，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在地方艺术表现形式中，独树一帜。而它的唱腔音乐优美丰富，是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一个宝库，不少音乐工作者用它的曲调改编成为歌曲。
韩城市委、市政府以及市文体局、文化馆对韩城秧歌的发掘、抢救、继承、弘扬虽然非常重视，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许多客观因素仍然是无法改变。韩城秧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有过它的辉煌，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腔、蒲剧、眉户的兴起，使得韩城秧歌在竞争中一步步走下坡路。五、六十年代，它退出城镇，只有在乡村山野才有其生存空间。八、九十年代，已几乎见不到它的踪影。
唱秧歌的老艺人相继离世，新人无法接班。韩城秧歌再不挽救，将自然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