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3月12日，凯末尔出生于奥斯曼帝国（Osmanlıİmparatorluğu）的萨罗尼卡。1887年先后就读于法特玛太太区立小学和沙姆西先生小学。1893年转入萨洛尼卡幼年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因与一位老师同名，被该老师命名为凯末尔·穆斯塔法。
1895年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1899年进入了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军官学校，1902年进入哈拜参谋学院，因数学成绩优秀，获得“凯末尔”之称（阿拉伯语意为“完善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此时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沦落为西方列强欺凌争夺的半殖民地。青年凯末尔的爱国主义意识被唤醒。在军校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土耳其大诗人纳默克·凯马尔的爱国诗篇，进一步认识到封建领主的贪婪残暴、民族压迫的深重与苏丹（奥斯曼君主）专制制度的野蛮落后。于是，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写文章揭露苏丹的黑暗专制统治。
1905年毕业，授上尉军衔。凯末尔因参与政治活动被逮捕，后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放逐到大马士革第五军营服役。1907年，在马其顿第三军团服役时，凯末尔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GençTürk partisi），并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1908年革命，已获少校军衔的凯末尔在革命中立下功劳。但革命后，凯末尔因为批评当局而被调离伊斯坦布尔，后被派往保加利亚担任武官。在保加利亚期间，凯末尔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提高了自己的军事素养。1911年，凯末尔因批评当局而被调离伊斯坦布尔，不久参加了土耳其与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今利比亚）进行的战争，晋升为少校。1912年10月—1913年5月，调任奥斯曼帝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武官，晋升为中校。
一战爆发时，凯末尔已是土耳其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武官，他敏锐地指出，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参战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凯末尔主张土耳其应保持中立，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作为军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被任命为新编第19师师长。1915年晋升为上校。在达达尼尔海峡（Çanakkale）保卫战中，他两次率领土军成功地阻击了协约国的登陆，赢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美誉。由于战功卓著，第二年4月，他被晋升为准将军衔。
1916年8月，因保卫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和欧洲。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然而，凯末尔的军事天才并不能挽救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的命运。
1918年10月底，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许多领土均被协约国“委托管理”。昔日的属地被协约国瓜分得干干净净。老谋深算的英国还鼓动奥斯曼帝国的周边国家，妄图将它肢解分裂。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Paris BarışKonferansı）召开。在协议中奥斯曼帝国非但将丢失15世纪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土耳其民族世代生存的土耳其国家固有领土也被分割殆尽。在控制了安纳托利亚（Anadolu）地区军队之后，凯末尔立刻通过电报与地区内所有帝国军队取得联系，并联络多个民族主义团体，之后与劳夫·奥尔贝、阿里·福阿德·哲别索伊及瑞菲特·贝尔等国民运动领导人会晤，发表阿马西亚公告。国难当头，凯末尔挺身而出，“不独立，毋宁死！”他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他向战友们发出呐喊：“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正处在危机中”；他号召战友们：“只有民族的意志和毅力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不久，凯末尔毅然辞去军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祖国的斗争中。
在他的推动下，议会在1920年1月通过了庄严的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宣布土耳其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废除治外法权。这一文献，被称为“新土耳其的独立宣言”。但是，协约国很快正式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妥协的苏丹政府决定解散议会，逮捕凯末尔党人。凯末尔抓住时机，于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Ankara）发起召开大国民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国民政府。他开始组建正规军，并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建交，缔结了友好条约，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20年6月，希腊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大举进攻，企图扼杀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危难时刻，凯末尔出任国民军总司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破希军防线，把希军赶出了土耳其，活捉了敌军总司令。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最终赶跑了外国侵略者，协约国不得不于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洛桑会议签订了《洛桑条约》（Lozan Antlaşması），正式承认土耳其的独立和主权。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Türkiye Cumhuriyeti）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安卡拉被确定为首都。两天后，大国民议会根据凯末尔的提议，废除了封建的苏丹制。
1923年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与罗麦里亚护权协会基础上建立人民党。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实行一党制。11月人民党改名为土耳其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总统兼任党主席，总理为副主席，党国制度正式得以确立。自1923年直至1938年凯末尔去世，凯末尔一直连选连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1925年2月，土耳其东部各省爆发叛乱，在托钵僧的唆使下，叛乱者联合起来准备推翻共和国，使哈里发复位。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47人被判处死刑。此次叛乱之后，凯末尔查封寺院，禁止托钵僧活动，并以严厉手段打击任何反对改革的势力。1926年，土耳其以当时最先进的瑞士《民法》为蓝本，颁布了《民法》。民法中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休妻制等习俗，规定男女平等，妇女可以自由结婚、离婚，穆斯林妇女可以和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女子有权参与国家一切政治、社会生活等。但改革也有妥协的一面，如没有强制规定妇女必须摘除面纱，以避免社会的强烈反弹。至1927年，在凯末尔的铁腕镇压之下，所有反对他的宗教、政治、军事力量都被镇压下去，凯末尔全面掌权。
1928年，土耳其通过立法，将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此后又禁止使用阿拉伯字母。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种传播西方文化的展览会、学术团体和艺术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4年的一项立法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有姓氏。而在此之前，只有名门望族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大多数土耳其人有名无姓。姓氏改革后，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姓，意为“国父”，故凯末尔全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加兹·阿塔图尔克。从1935年开始，广播电台上播放的几乎是清一色西方音乐。在教育领域中，大学中的神学系被取消，原有的大学被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学校纷纷建立起来。依照凯末尔的要求，这些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凯末尔的晚年开始与土耳其人民疏离。他将以前苏丹的主要住处多尔马巴切宫整修一新，花在那里的时间较多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当确诊他患肝硬化时已为时过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尊严忍受病痛，于1938年11月10日上午9时5分在多尔马巴切宫去世。凯末尔曾说过，我终归于尘土，而共和国却将永存。凯末尔领导土耳其15年，身后给土耳其留下了一只精锐强大的部队，一个根除了专制的共和国，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一个崭新的土耳其民族。
凯末尔的遗体通过伊斯坦堡运至安卡拉，等待适合的墓地。数年后墓地建成：安卡拉的一座壮丽的陵墓，其中安放凯末尔的石棺，并包括一座纪念他的博物馆。
共和政体
为了将土耳其改造成一个世俗现代化国家，凯末尔必须首先破除土耳其的神权哈里发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在土耳其有久远的传统，要废除它，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不仅遭到大地主、大官僚买办和伊斯兰上层的强烈反对，而且凯末尔的主要助手中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凯末尔减少阻力，他分两步走，先废除苏丹制度，再废除哈里发制度。
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废除苏丹制决议。苏丹制的废除取消了苏丹的世俗政权，而仅仅保留其宗教领袖哈里发的地位。16日，议会通过决议，以叛国罪将苏丹及其主要大臣交付法庭审判。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个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7日乘英国军舰逃亡国外。大国民议会选举穆罕默德六世的堂弟阿布杜勒·麦志德为新的哈里发。1923年8月，第二届大国民议会开幕，凯末尔再次当选大国民议会主席。
1923年10月6日，土军进入伊斯坦布尔，大国民议会于10月13日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安卡拉为土耳其首都，避免了新政府受到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制度拥护者威胁。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被大国民议会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决议。土耳其最后一代哈里发阿布杜勒·麦志德被驱逐出境。土耳其从一个封建神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24年4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28年又从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这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旧势力的卷土重来，而且为凯末尔执政期间土耳其的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
凯末尔主义
1927年，凯末尔总结了治党、治国的经验之后，提出了共和、民族、世俗、平民四大主张。1931年4月，凯末尔提出了六项（增加国家主义、革命主义）被称为根本意义的原则，5月10日，土耳其人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凯末尔提出的六项原则制定了党章、党徽，把六项原则称为“六箭头”，1937年2月，将六项原则归纳和升华为六大主义，并写进了新宪法第二条。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包括以下六大主义（Kemalizm）：
共和主义：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原则；
民族主义：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的原则；
平民主义：公民主权，即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国家主义：以国营经济为基础、同时鼓励私人工商业和坚持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原则；
世俗主义：反对伊斯兰封建神权势力干预国家政权、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原则；
改革主义：反对满足现状、盲目保守和听天由命的思想，体现坚持不懈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原则。
凯末尔主义奠定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指导方针，所以说凯末尔本人奠定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基础并不为过。
凯末尔主义是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立国基础。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共和国缔造者、第一任总统凯末尔正式宣布，土耳其民族主义放弃泛突厥主义的幻想，建立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核心、主体位于小亚细亚包括伊斯坦布尔及其周围一小块欧洲领土在内的新型民族国家。人们通常以此作为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彻底断绝关系的标志。1927年10月，凯末尔在议会发表了著名“讲话”，详细阐述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要点，进一步明确了对泛突厥主义的态度：“我既不支持所有穆斯林民族实现联盟，也不支持所有突厥民族的联盟。在座的每位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政府必须保持固定的政策，以事实为根据，采用一种观点，坚持一种思想，保证本民族在自然疆域之内的独立与生存。任何感情与幻想都不能影响我们的政策。”这次讲话明确指出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主要不同点，即：凯末尔主义把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严格限定在共和国现有疆界之内，否认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1918年10月14日，奥斯曼帝国的大维奇尔（相当于总理或首相）艾锡代表奥斯曼处理有关停火谈判的磋商。10月30日，《摩得洛司停战协定》被签订，协约国开始实施之前已经秘密协议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由于奥斯曼的首都已被英军控制，苏丹政府此时已无力拒绝协约国的要求。
1920年8月4日，新成立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对凯末尔政府表达了希望土耳其成为其共产主义盟友的意图，凯末尔回答说”这个问题要等到土耳其独立之后再谈“，并允诺割让纳希切万和巴统，以此争取到的俄国的支持，随后获得了苏俄的资金及武器支持。之后的一年里，获得了武器及资金支持的凯末尔成功将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武装联合起来，先后驱逐了法国、英国、意大利、亚美尼亚、希腊等国的武装干涉，随后英法等列强考虑到国际形势以及增加驻军会对国内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决定不再向土耳其派遣军队，法国、意大利及英国邀请凯末尔到威尼斯商讨停火，手中有了谈判筹码的凯末尔执意要求在穆丹雅举行会谈。
民族经济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头几年，土耳其处于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外国资本在经济领域中还占有优势。为了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凯末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私人资本主义和限制外资的政策，如颁布保护税则，降低运输价格等等。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土耳其的民族资本势单力薄，国内的民族工业基础薄弱，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缓慢，加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经济的冲击，使凯末尔下决心实行经济改革，推行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政策，即由共和国统一管理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建设，国家直接在工业、交通运输、银行等方面投资经营。
1934年，土耳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国家直接投资兴办一系列企业。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土耳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不仅使土耳其比较顺利地渡过了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为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
1924年到1939年，土耳其修筑了近4000公里的铁路，全国铁路总长达到6950公里。土耳其政府又不断从外国承租者手中赎回租让企业，到1939年，几乎所有的铁路、码头、船坞、煤矿和城市公用事业都转入土耳其政府手中。
农业方面
在凯末尔执政时期，土耳其在农业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法，宣布土地归耕种者所有，向农民分配国有土地和无主土地；废除封建的什一税；建立农业信贷体系，以减少高利贷剥削等等。这些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为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改革的同时，凯末尔政府还在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
宗教世俗化
1924年3月，凯末尔废除了源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后人的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并进行政治改革。他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Shaykh al Islam）制、撤消沙里亚（Seriat）（即伊斯兰法）、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等，从而为土耳其的世俗化（laikleştirme）扫清了障碍，这使得保守的伊斯兰教徒认为他是伊斯兰信仰的背叛者。
服饰革命
凯末尔利用1925年大国民议会授与政府的特别权力，以激烈的手段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土耳其服饰革命。他颁布命令，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与礼帽，同时颁布一项禁令，禁止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宗教徽记；11月25日，又颁布新的法律，强制所有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土耳其帽者将依律治罪。他带头脱下军服，换上西服，以为国民表率。
解放妇女
凯末尔推动了一系列提高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改革。包括在法律中明文强制不准妇女在学校戴面纱（现已废除）、废除一夫多妻、确立离婚制度、保障妇女在教育、就业、参政以及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
1934年修改宪法，妇女21岁拥有选举权，30岁则拥有被选举权，这项举措甚至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早，如法国和瑞士。
文字改革
1928年5月24日，大国民议会立法通过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以前使用的阿拉伯字母。8月9日，在共和人民党举行的一个有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参加的游园会上，凯末尔宣布实行文字改革。他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他前往全国各地，亲自教人们学习新字母。
11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立法，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确定了土耳其新字母，并规定翌年起不再公开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
凯末尔声称，与阿拉伯字母相比，新字母清楚、简洁又适合土耳其语发音，在土耳其提高成人识字率及发展文教事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实际上新的拉丁土耳其字母，合并了几个不同的音，k和q不分，é和e不分，h和x不分，反而产生了新的混淆。如其实行的一切变革一样，凯末尔将这一切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凯末尔从另一方面否定了伊斯兰文化的本体特征，反过来强调了突厥史和前安纳托利亚历史的重要性。
争取独立
1922年10月3日，位于马尔马拉海的旅游胜地穆丹雅举行停战协定的和谈。土耳其西部的军事司令伊斯麦特·伊诺努代表土耳其出席。这次会谈与《摩得洛司停战协定》大不相同，英国和希腊在这一次处于被动一方，希腊则代表协约国进行会谈。伊斯麦特向英国所作的唯一让步是承诺土耳其不会进犯达达尼尔海峡，让英军可以保有一个安全的港口。最终英国同意安卡拉政府的提议。穆丹雅停战协定于1922年10月11日被签署，在1922年10月15日正式实施。11月1日，大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废除奥斯曼苏丹统治权。1922年11月17日，最后一任苏丹乘坐英国战船离开土耳其，前往马尔他，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922年11月，协约国及凯末尔的安卡拉大国民议会政府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商讨以另一个条约来取缔《色佛尔条约》。大国民议会以伊斯麦特·伊诺努等人为代表。会议长达十一周，土耳其同意开放达达尼尔海峡。法国代表却因未能达到目的而拒绝谈判，土耳其亦因此而拒绝签署。
1923年2月，洛桑会议一度因土耳其人抗议而被迫中断。4月重新开始会谈，7月24日，会议最终达成共识，签订《洛桑条约》，条约承认土耳其共和国接替奥斯曼帝国成为主权国家。
和平外交
在对外关系方面土耳其共和国实行和平中立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凯末尔继续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5年与苏联签订《土苏友好中立条约》；改善与加强同邻国（阿富汗、伊朗等国）的关系。1930年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1933年签订边界保证条约。凯末尔政府促进了两个区域性和平条约的缔结。第一个是与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等国签订的《巴尔干条约》；第二个是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四国组成的《萨达巴特条约》集团。
土耳其还改善了与西方国家法、意、英等国的关系。1936年7月20日，在瑞士的蒙特洛，土耳其与英、法、苏、希等有关国家通过了新的海峡制度公约，即《蒙特洛公约》，将海峡管理权从“国际委员会”手中收回。公约规定，土耳其共和国可以在海峡两岸设防，并进行管理。
土耳其国父纪念馆（Memorial of Mustafa Kemal）是一座茶色的巨大石质建筑物，墙壁上刻有凯末尔劝勉民众的嘉言，内殿中有列柱围绕，而且在内殿之中有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纪念馆于1953年完成，之后凯末尔的遗体也迁移至此。在纪念馆中所设的博物馆中还展示着凯末尔的个人遗物。
土耳其有一项特别的规定，任何来访的国家政要，都要首先到凯末尔的墓前敬献花圈。这也是所有来到土耳其访问的外国国家领导人所需要进行的第一项正式活动，来表达对这位土耳其民族英雄的敬意。
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主要国际机场。1980年，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而改名为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阿塔图尔克国父机场是土耳其第一大机场，并为欧洲的主要机场之一。2010年，该机场运送旅客达3200万人次，从而跻身世界运送旅客最多的40个机场之一，并成为世界第16大国际机场。2010年，阿塔图尔克机场还成为欧洲第8大机场。
阿塔图尔克奥林匹克体育场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西部，是土耳其最大的体育场，可容纳75145人。于1999年开始兴建，并于2002年落成。球场名称是纪念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球场兴建为申办奥运会，2004年获欧洲足协评级为欧洲足协五星级足球场，可以举办欧洲足协所举办的赛事决赛。
凯末尔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土耳其民族通过他的努力，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仅凭这一点，“现代土耳其之父”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
凯末尔虽然使得土耳其人从君主制封建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但是也走向了其个人强权与独裁的另一个极端。他试图摆脱了阿拉伯与波斯文化的影响，却一味地向欧美文化靠拢。
凯末尔认为，当时伊斯兰社会有许多的生活方式，太过宗教化且不够进步，与共和制度与现代进步是对立的，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矛盾的，所以，要实行土耳其的现代化，必需倡导世俗化和全面西化的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实行了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决裂，将土耳其融入“唯一”的文明──“欧洲文明”的一系列措施。凯末尔本人拥有的民族英雄光环和一支对其绝对服从的军队。在军事力量支持下，凯末尔依靠暴力和强权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在社会各个方面，以西方为蓝本进行一系列强力的改革。
由于凯末尔的独裁指导思想，导致了土耳其政坛至今仍存在军官的长期干政。历史上，土耳其军队曾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强迫民选政府下台。所有法律必须经过由军方控制的“宪法法庭”审查才能生效，民主变成了土耳其军人把持国家命运的美丽外衣，近年政府逐渐通过修宪限制军方权力，而军方对政府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
凯末尔改革开创了同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民主改革这一趋势的先河。跟随凯末尔改革的脚步，许多亚非拉国
家民族独立后，广泛进行了改革运动。主要有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1919—1929）、伊朗的礼萨汗改革（1925—1937）、埃及的柴鲁尔改革（192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改革（1930—1935），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1934—1940）。
凯末尔改革很早也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土耳其》一书，该书比较了土耳其与中国，立意于取法凯末尔改革的精神。只可惜，这种关注未能变成社会共识。虽然凯末尔领导的革命对当时的中国人有影响，国民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蔡和森，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其后，凯末尔领导的带来社会真正本质变革的改革，由于历史的复杂因素，长期以来没有进入中国社会主流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