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仪，字一如。一八九七年二月十六日（阴历丁酉年正月十五日），生于青海乐都高庙镇石嘴村。
乐都历史悠久。据高庙镇柳湾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证明，距今四千多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沃土上繁衍生息。汉武帝时乐都地区归入汉朝版图，赵充国（前一百三十七年——前五十二年）在湟水流域屯田，促进了乐都的发展。南凉以乐都为国都。隋唐设州、郡，明清置卫、所。丝路辅道和唐蕃古道途经县境。因此，自古以来乐都一直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交通要道。湟水自西向东横贯县境，形成河谷盆地，农业比较发达。乐都素有“文化县”之称，在青海是文化最发达的县。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建立乐都书院，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改为凤山书院。从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至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从书院中考中举人七名，贡生三十九名。光绪三十一年凤山书院改为碾伯县高等小学堂，即是李鸿仪后来所学习的新式学校。
李鸿仪出身贫苦的农家。同治间陕甘回民起义，乐都成为战争场所。石嘴村居民很多被逼迫投湟水而死，其祖父得志公带全家上北山避乱，因而幸免於难。乱后回来，房屋烧毁，田园荒芜，满目荒凉。李鸿仪就诞生在这个乱世之后，所以家境非常贫寒。父辈弟兄四人，其父李承琳，居长，教私塾。叔父三人，均务农。祖母刘儒人性颖悟，同治避乱，为碾伯县幕宾育儿，幕宾妻富有学识，见祖母贤慧，故以其学教之，因有文化，能读旧小说。先生自幼受祖母疼爱，口授古诗，成诵不忘，至老犹朗朗上口，以教子女。先生幼时，爱发疑问，常使祖母发窘。六岁时问祖母曰：“天之上何物？地之下何物？”祖母随口答之：“天之上是天 ，地之下是地。”听后怀疑多年。十岁时，祖母病革，呼其至床前诲之曰：“多行方便，广积阴德”。继诲之曰：“存好心，说好话，干好事，成好人。”言毕遂逝。对其影响极为深远，铭心不忘，躬行不辍，并以此言教育子女。
一九〇三年七岁时，入本村私塾，始发蒙于唐万泽先生。唐先生字润之，河州唐王川人，清增广生员，诗文书法，兼擅其长。十岁时已熟读四书及诗经全部，十三岁时熟读书经、易经、礼记全部及《唐诗合解》一部，记忆力甚强，至老犹能随意背出四书五经内任意段落。四十多岁时，给其子教读四书、五经，从不看书，随口领读，全本皆然，可见其用功之深。十三岁时，由润之先生教学八股文承破题，兼作五言律诗，润之先生以天资颖悟者目之。
一九一〇年，十四岁时，转学于乐都岗子沟，从学刘洪基先生门下。刘先生系进士刘维仪次子，清廪膳生员，以饱学名于世。经刘先生讲解四书、五经之义，并学作诗文，学问日进 。得到乐都旧学名家李兰谷先生的好评。李荫南贡生命先生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义》，文成批改，得“略观一艺，可造材也”评语。
一九一三年，碾伯县高等小学堂改为第一高等小学，先生于是年春入学，受教于李生香、谢善述门下。谢善述（一八六二——一九二五），字子元。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拔贡 ，光绪十九年在民和、平凉等地任教，又在兰州就读师范，回乡任教。李生香（一八七一—一九四四年），字兰谷，幼读私塾，每试名列前茅，兰州会试，中第一名廪膳秀才，甘肃优级师范毕业。二人均为乐都教育界名人，《乐都县志》中有传。先生受其教导，受益良多。一生酷爱文史，得力于此。在高级小学四年学习期间，除学习各科知识外，特别通读司马光《 资治通鉴》一部。家存《通鉴》一部，圈点批语，满篇皆是。精彩段落，皆能背诵。尝与同 学以某事件出于书之某页打赌，先生均胜之。至老犹能叙说各历史大事本末，丝毫不爽。史学根底甚深，于此可见。至一九一六年冬毕业，名列第一。因家寒未升学，旋于乐都大湾塘、长里堡任小学教员，集攒学费，准备深造。
一九一九年春，时年二十三岁，考入甘肃第一师范。在报考七百多人中，名列甲等第一名 。在校期间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时值“五四”运动时期，率领同学在兰州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甘肃第一师范会萃教育界名人，校长杨汉公，北京大学毕业；国文教师何洪基，北京大学毕业；张映川，清翰林；经学老师张林炎，清翰林。各教师均能认真负责，严肃执教。校风优良，为全省冠。先生勤奋力学，深得各教师器重。每天黎明即起，到室外专心朗读，这种晨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以后的教书岁月中，他每天早晨，总要诵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退休在家时，仍然如此。年过七十，犹能一口气背完老子《道德经》。作文书法，皆擅其长。在一师所写五大本作文，篇篇绵绣，批语多加赞美之辞。且字体秀美，堪为书范。先生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读书，一九二一年，甘肃大馑，哀鸿遍野，本省银行发行的银票，价格骤落，助学金不敷伙食费开支，常常受饥挨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节约出钱购书。家中藏书万卷，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在这时购买的。一九二二年冬毕业，即回乡任教，开始了他一生的教书生涯。
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任教碾伯县巴州高等小学，充任校长之职。一九二四年受同学吴邦振先生聘，充任马莲沟小学校长。课外给学生讲《古文笔法》、《春秋左传》，深受学生欢迎 ，远方来学者颇多，一时校风大振，省督学视察，登报表扬。一九二九年县教育局调先生到乐都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任教，一九三二年由康善堂校长聘为甘肃永登县窑街高小教员，是为永登县教学之始。
一九三三年受石韫玺校长聘，任永登红山嘴初小教员。斯校成立多年，因教员未得其人，颇形废弛。先生任教后，校风大振，深得当地父老爱戴，先生亦颇欣慰。开学时撰联云：“初级复兴，只期文光映浩水；小校又设，满望化雨润红山。”一九三六年，受一师同学荣得明先生聘，任永登乐山小学教员。在该校任职五年，远方来学者，多于本村学生，当地群众 一再挽留先生，他写校门联云：“三载重来，父老尊师独尊吾；一枝仍借，童蒙求我不求人。”其自豪如此。一九四二年，受骆中三校长聘，任永登马莲滩小学教员，兼乐山小学校长 。其所教小学毕业生考入永登中学者很多，解放后上大学者亦不少。是年其子李培业远离家乡，跟随先生在永登上学，其后一直在先生身边就读，到小学毕业为止。
一九四四年，乐都石嘴村成立高等小学，在家乡父老再三要求下，先生回到故乡，在石嘴完小任教导主任。于是北山、河南各地学生闻之，纷纷来校就读，几致该校容纳不下，不得不扩大校舍，一时石嘴完小引起乐都教育界注目。从此先生之声誉日高，各地纷纷来聘。时兰州学友，乐都县教育名家李景白先生，任碾伯东关完小校长，此校即先生当年所读的碾伯县第一高等小学。经李景白先生多次登门聘请，先生即赴碾伯东关完小任教，时在一九四五年二月。
先生长于经史，解放前在各校任教，除教授所规定课程外，特加“经学”一科。每日一课时，分四书、五经两班，复式上课，先生亲授之。学生朗诵之声不绝，严如私塾，是二十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特有现象。给高年级学生加讲《古文笔法》、《左传》、《史记》名篇，故先生门下弟子，一般文史知识水平独高。先生对家庭成员教育亦甚用力。弟兄六人，先生居长。五个弟弟，皆受其教育，文史功底均好。对先生特别尊敬，以严师视之。大弟鸿书，随先生在湾塘、巴州小学读书，后在县师范讲习科毕业，任小学教师多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队，任营部军需官，于一九二九年卒于陕西大荔县。二弟鸿逵，幼时受其教导，毕业于师范讲习科，一生从事小学教育。三弟鸿陆亦曾随其读书，毕业于乐都中学，先从事教育，一九四八年乐都县成立参议会，选举为参议长。（见《乐都县志》），“文革”后，任乐都县政协委员。四弟鸿钧，一九三二年随先生就读窑街高小学毕业，乐都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青海师范。一生任教小学、中学。五弟鸿铭，在石嘴完小受先生教育，后升入乐都中学，一生从事农业。长子培业，小学教育全受先生指导，课余教读四书、五经，一直到解放后为止，达十年之久。侄李堉业，小学读书时，亦受先生教导。总之，先生对弟弟、子侄辈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实开一代之新家风，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先生自一九一五年起，在课余研治《西夏李氏世谱》。后又研究西夏史，不问寒暑，五十年如一日，成果颇丰。一九六五年农村社教 ，因写家谱而罗织罪名，遭残酷斗争。“文革 ”中尤甚。家中万卷藏书，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先生爱书如命，目睹此景，痛哭不已，几致大病，竟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其一生所收集和撰写家谱有十五部，调查材料和拓印碑志累累，藏于家中。一九六四年社教开始，他预知家谱厄运来临，便将石嘴家中所存十部家谱，秘密转送到亲戚处保存。一九七○年，又秘密拿回家中，密藏于南墙夹皮中，连家人都未知晓。黑古城所藏五部家谱，在“文革”中烧毁或遗失，特别是其调查材料数包（内有李英、李文碑文拓片）焚毁无存，是一巨大损失。
先生逝世之前一月，其子李培业由陕西回家守护。他头脑清醒，终日历数祖先事迹，一一如列眼前，言一生治谱，未遇知音，晚年又因此遭祸，不堪回首。边说边哭，泪如泉涌。闻者莫不悲痛。至临终前三天，他似乎见到了家谱命运的光明就要到来。突然对其子说：“十部家谱，密藏于南墙中，我一生心血，全在于此，先祖无罪，令我子孙永保存之，家谱是消灭不了的。”接着他背诵李英神道碑文全文，以示铭刻不忘。当他朗诵至“猗欤李氏，世长西土，休光伟烈，昭耀千古”时，神采风扬，眼中炯炯有光。当念到“巴原奥区，山川巩固，伉俪并葬，以笃终祜”时神态黯然。读完后，长叹一声说：“会宁伯太爷，我见您来了。” 说完后，一直闭口无言，直到三日后逝世。其对列祖列宗敬仰之情，何等强烈，其对祖先历史研究之坚忍不拔精神令人振奋，其奋身保护家谱的英勇事迹，震撼着李氏后代的心灵！他是一个为历史学而献身的人，须知他的最后一部家谱，就完成于极左的六十年代！
先生自幼即对祖先历史发生兴趣，他说：“仪八九岁时，见族中长者，聚谈先世事迹，窃喜我祖我宗，功业声闻，非特传之口碑，即昭耀典册者，莫不家传而户晓。”（《新修六门家谱自序》，一九二七年）在高小读书时，尤对史学殊感兴趣。除通读《资治通鉴》外，即对家藏《李氏六门家谱》开始进行研究。据《海东李氏家谱》（一九二三年）李承襄序中称：“余早识宝亭族兄，为人光明磊落，富有胆识，承先伯得志嗣。舍侄鸿仪者是其子也。性嗜学，从明师，亲益友，卒乃出其所学，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己任，今乃纂叙谱牒，阅时八载。 其报本之心，非诚至极，岂能若是哉！”则知先生于一九一五年在高小读书时，已开始研究家谱。
一九一六年高小毕业后，充大湾塘小学教员，又得到王学尹先生纂修的《李氏家乘》，成为他研究家谱的基本材料。他在《李氏家乘》的“说明”中写到：民国丙辰冬（一九一六年 ）仪毕业于碾伯高小校，昱年受族祖兰谷老师命及族叔润之督学聘，充大湾塘国民学校教员 ，开校之三月与族中人不论尊卑，有见面相识之谊，时有吾六门高祖父贡生荫武者频来学校，谈祖先历史，因执此稿本授予，并命之曰：“祖先事迹，备录在内，宜牢守之，永作后世修谱嚆矢。”为了进一步展开家谱的研究，从此，先生已注意收集史料。
一九一九年先生考入甘肃第一师范，因先生品学兼优，且长于史学，在李氏家族中，声誉远播，得到当时东府最后一位土司李承襄的赏识。寒暑假回家，来往步行，途经民和县上川口，常往土司公署。翻阅土司官谱（今藏民和县档案馆），为祖先开拓青海事迹所感动。但同时又不可解的是堂堂土司官谱，竟然将拓跋思恭叙为晋王李克用的后裔，闹出张冠李戴的大笑话，关于此段实情，在他二十年后写的《西夏李氏世谱序》（一九三七年）中有详细记 述。今录如下：“民国庚申春（一九二○年），余于甘肃第一师范肆业，时有翰林筱梧张林炎夫子，金城人也 ，负授经史之责，尤以长于史学称。因捧谱牒，乞之为序，翻阅毕，夫子以世系错讹不确辞 ，余亦为之甚惑焉。及暑假旋里，道经享堂，亲谒祖墓，详录碑铭。始知族谱之载晋王者，不免以讹传讹矣。……于是远搜近采，广为裒集，详阅魏书本纪，隋唐各书党项传，五代史李仁福传，宋、辽、金各史夏国传，元史李恒、李察汗传，明史李英传与甘肃新通志西宁李土司李百户等土族志。并参看家存西宁卫右千户所、世袭镇抚、世袭百户、世袭千户、前千 户所世袭镇抚各亲供号纸，旁及稗官野史之记载，各门重修之家谱，经十余寒暑之考究。列为图考，编成西夏李氏世谱。凡各史乘确凿者原录之，世系错讹者订正之，原谱残缺者补充之，世系中断者完善之。使我族族谱，灿然详备，以免今后历史家之讥诮，后之起者，览图考，阅世谱，知我罪我，亦听之而已。”先生为恢复李氏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发扬光大祖先立功创业的精神而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
先生所写谱牒不下二三十种，河湟李氏族中，到处可见，虽经“文革”之灾。仍保存下来不少。考其写作经过，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二十年代。此一阶段他主要工作是以享堂会宁伯李英碑文为据，修正土司官谱之谬误。完成两部家谱，即《海东李氏家谱》（一九二三年）及《海东李氏家乘》（一九二五年）。他经过详细考证，第一次提出了李土司系西夏皇族后裔的观点，驳斥了川口土司族 谱的沙陀晋王说。在所修纂的家谱中完全删除了沙陀晋王的世系。
第二阶段为三十年代。此阶段主要工作是更广泛地收集资料。特别发现了明代的更多史料 ，如家谱序言、中府镇抚、千户供状，为西夏说找到了更有力的证据。且对世系表作了更多 的补充，完成了《西夏李氏世谱》（一九三七年），由此最终确立了区别于土司官谱的另一家谱系统。实际上是恢复了明代家谱的内容。对于《西夏李氏世谱》将有专文介绍。（参看本 书“前言”）
第三阶段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此阶段先生扩大研究领域，致力于西夏史研究。一九四 五年先生在碾伯完小任教时，得读乐都中学所藏的二十四史、甘肃新通志、西宁府志及其它地方志。一九五三年，其子李培业考入西北大学，遵先生之命，利用西北大学图书馆藏书， 抄录很多西夏史料供先生研究。他下了很大功夫，抄录汇集成《西夏实录》一部。他在全面研究西夏史后，撰成《西夏史略》一部，共四册，藏于乐都黑古城家中，惜“文革”中遗失 ，不知是否尚在人间！
综观先生研究家谱过程，始则为了恢复李氏历史真面目，继而进行深入研究，完成《西夏李氏世谱》，最后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西夏史领域，想取得更大成就。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图书资料容易求得，以先生文史功底，继续研究，定能取得想像的成果。可惜天运不佳，屡遭灾厄，最后竟抱着遗憾，在“文革”中与世长辞了。
先生研究家谱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恢复西夏李氏的历史本来面目。所以他的治谱原则是实事求是。他说：“世之作谱者，往往攀援仕官，附会名流，辄曰：吾宗即某卿之支派， 某相之箕裘也。而不知谱者，贵谱其实耳。若于杳冥慌恍中，远引繁称，适以绝其类，乱其宗，不如不谱耳。”他在这里指出了一般家谱攀高附会的弊端，而自己务必去其弊而正本清源。他为了弄清李土司族源，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除参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外 ，并大量阅读各种地方志及族中所存的土司、千户、百户等各种供状，旁及稗官野史，各门重修之家谱，特别是亲谒各处祖墓，拓印各处碑铭，下了很大功夫。乐都老鸦峡鹦哥咀古石刻，中抚镇抚祖坟墓碑，高阳伯李文墓志铭都由他亲自调查抄录而得以保存，现此种文物皆 毁灭无存，幸由他抄录，给李氏族源问题，增添了珍贵资料。最为可贵的是他在永登教书时 ， 亲自骑马去凉州拓印《护国寺感应塔碑》，来回往返千里，其精神甚为感人。他还绘制了各个祖莹墓图，标明所葬各祖先名讳，特别是享堂墓图，给我们留下了真实材料，彻底否定了系晋王墓的说法。现墓碑及坟冢全部毁灭无存，我们只有靠他绘制的墓图，来想像当年墓群之盛状。他不仅参考李氏各门家谱，并亲自查阅祁土司、鲁土司、阿土司等外姓家谱，若有与李氏有关者，皆一一录之于谱，丰富了家谱内容。他访问各地遗老，询问祖先事迹，特别 查清了中府世系，为全面反映西夏后裔的发展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
先生对家谱的作用，在三十年代就提出可以补国史之不足的观点，他说：“余思之，家谱之作，非徒志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尊祖敬宗收族之谊已也，尤可以助国史所不及。语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凡民终生劳动，竭彼血汗，以扩国家利益，俾国势蒸蒸日上，社会欣欣发展，其功绩为国史所不逮而应著于简编，珍藏诸家，使后世知之，不致湮没弗传者，惟谱是赖，是故家谱不可不作”。（《西夏李氏世谱》，一九三七年）他的这个观点为家谱的存在价值作了根本的肯定。一部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家谱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所特有的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细胞，它是有深广的人民性的。在国史中只写对社会有重 大贡献的人物，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留于经传的。但是家谱中除大奸大恶者以外，不分贵贱尊卑，总按排行列出，记载着每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对本家庭发展有贡献者，还要专门写几笔他的事迹。从全面反映“人”的历史来说，它超过了国史。对于这样的“家史”，为何不让它永远存在呢？诚然，家谱是宗法制度的产物，但弃其封建性，修人民自己的家谱，为何不可以呢？先生就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看待家谱的，在他所撰的家谱中，对勤劳一生、耕读为本、教子有方的历代祖先，不论其有无官位，均要简述平生事迹，予以表扬，使后世子孙效法，真正起到了教育后代的作用。
综观先生一生，是孜孜不倦奋斗的一生，默默无闻勤劳的一生。他为了追求真理，始终不懈地一步步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管别人如何议论，他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今天看来，他所做的是惊天动地的事，是名垂万世的事，但他却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取得史学家的称号，而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他费尽心血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即将问世。视其成就，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他为民间西夏史学家了！
先生为人敦厚，乐于助人。淡泊一生，不求仕进。对腐败政治尤深恶痛绝。先生之同学，多在省府为官，多次函请他去省府任职，先生严词谢绝，甘为贫苦，不为腐败政府服务。终生布衣粗食，只以教书为乐事。一生清白，未入任何党派，遵训“君子群而不党”之古训，以自励之。在乐都东关完小发生之一件事，显出先生之人格。当时碾伯东关完小集合了乐都 有名小学教师多人，大家均以培养英才为己任。时值抗日后期，学校倡导爱国精神，多唱歌颂祖国、抗战到底的振奋民族精神的歌曲。先生更是带头高歌，气概昂然。时马步芳视察，召集小学生训话。训话毕，轮流唱歌，南关完小多唱颂扬马步芳的歌曲，而碾伯东关完小则唱歌颂祖国歌曲，马步芳回去，下令撤换校长李景白，令其亲信祁某任之。祁某不学无术，引起全校师生不满。先生发动学生，要赶祁某下台，后被发觉，解职回家。石嘴父老又热烈欢迎他到石嘴完小任教。至今学生们谈及此事，非常敬佩先生不甘屈服恶势力之反抗精神。
先生之品格高尚，一身正气，无论新旧社会，均表现大无畏精神，绝不向恶势力低头。解放初，先生在天祝云岭小学任校长，县府一干部下乡工作，遇先生，以“自来红”居之，出言不逊，粗鲁异常，先生并不以自己出身不好而自卑，引用毛主席话，据理以斥之，该干部理屈辞穷，溜之大吉。六〇年，时先生退休居家，生产队使其看守玉米地，当玉米刚成熟时，社员因饥饿而偷搬玉米棒，先生体贴民间痛苦，每遇盗者，加以劝说，不反映给生产队领导。一次盗者撒落包谷棒两个，先生拾起，送交生产队，生产队反诬先生为盗者，进行训斥。真正盗者看见先生受屈，从此再不盗矣。当我听到这个小故事后，深深感到先生何等光明磊落，其道德品质何等高尚，故不嫌累赘，附笔于此，使人想见其为人。
从一九四六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先生均在石嘴完小任教。解放后，到甘肃天祝自治县云岭小学任校长。一九五三年因身体不佳，要求退休回家。三十年如一日，以培养人才为己任。教学严谨，教导有方。乐都、永登二县知识界，出于先生门下者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