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九日生于广东番禺县，祖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他祖父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禺（即广州），父亲靠当师爷（县官幕僚）为生。随父亲到过博罗、高州等地，八岁那年，全家迁回广州，在仓边街（今仓边路）附近租屋住下。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十一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
胡汉民从小能文能诗，十三岁时写下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可惜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十六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汉民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认识了史坚如、左斗山等青年朋友，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二诗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岁的胡汉民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汉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这前后，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中了举人，次年与陈融之妹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是年胡汉民为人“操刀”（替人考试），得到六千多两银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胡汉民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朝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汉民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同行的有汪精卫、朱执信、陈融等广州人。期间，他还结识了廖仲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八月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廖仲恺、胡汉民刚好回国度假，得到消息，他们马上赶回日本，胡汉民夫妇和廖仲恺夫妇同租一屋居住。九月一日晚上，孙中山应邀到他们家，胡汉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他曾说孙中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是“空前奇举”。孙中山对自己学说的解释完全征服了他。于是，胡汉民夫妻加上妹妹，与廖仲恺一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胡汉民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主持编辑《民报》，批驳保皇和立宪思想。主编《民报》第1至5期，根据孙中山口授写成《<民报>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对孙中山思想多所阐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追随孙中山，于新加坡、河内遍设革命机关，组织中国同盟会于华南发动的历次起义中担任筹饷、运械等工作。参与黄冈、镇南关起义。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汉民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汉民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汉民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在《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继续批驳保皇派。先后任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在此期间，共撰写了20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专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中国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20余处，同志达3000余人。为了便于联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宣统二年（1909年），还是革命党人的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入狱，胡汉民为营救筹资，进了澳门赌博场，结果血本无归。宣统三年（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夕，胡汉民夫妇将女儿胡木兰托付给一位老人照料，考虑到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在一块布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籍贯，缝在胡木兰的衣服上，表示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四月参与黄花岗起义，为统筹部负责人之一。后来筹备广州起义，失败后回香港。十一月广州独立，十一月九日，广东光复后三天，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大都督。十二月随孙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期间，胡汉民坚决贯彻孙中山历来的革命精神，他制订了低薪制，规定总统府自秘书长以至录事，每人月薪30元，宿食由政府供给，不分官级，一律平等，一扫清政府贵族官僚的腐败习气和等级特权。胡汉民是一个秘书型人才，在后勤等方面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肯定。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1912年四月底，孙、胡重回广东，孙向临时省议会建议让胡尽快重任粤都督。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1913年六月，胡汉民被袁世凯免职，他两次任广东都督计一年零两个多月。九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中山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汉民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1914年五月一日，胡汉民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0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汉民任总编辑。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发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发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七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汉民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
1916年四月，胡汉民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汉民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
1917年九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汉民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1918年五月辞去大元帅职，胡汉民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
1919年二月，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汉民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发后，胡汉民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七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八月任《建设》杂志主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对唯物史观作些介绍。
1921年任中华民国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陈炯明叛变后，协助孙进行讨陈工作。1923年任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六月，任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赞成孙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决策，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审查。1924年一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被孙中山任命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持上海执行部。五月奉命回粤，代理大本营事务，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这次大会确定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九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十月兼任广东省长。对商团事变始主妥协，后执行孙的命令参与领导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以后，胡汉民日渐主张反共。1925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后中国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同年八月，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被认为嫌疑最大，曾一度被拘留，后被派往苏联考察。
1926年二月十七日到三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胡汉民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在会上致贺辞。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正式接纳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会议前后，胡汉民还和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有过几次私下会见，讨论中国国民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对此表示赞同，仅因斯大林认为条件不成熟、容易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而未果。
1927年四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1927年宁汉分裂时，胡支持蒋介石，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与反共清党。1928年，胡汉民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等职。1930年主持编成《总理全集》。
1931年，胡汉民的势力越来越大。同年二月二十六日，立法院长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陆海空总司令部“晚餐”，刚一抵达，马上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押入会客室，两天后的晚上，胡汉民才见到逮捕他的蒋介石，被软禁南京小汤山的事实。
胡汉民被软禁一事，举国舆论顿时哗然，特别是遭两广籍人士古应芬、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强烈反对。1931年五月二十七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成为第二中心，发表了反蒋宣言。汪精卫得知胡汉民被软禁一事即兴奋起来，他立即发表了一篇《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指责蒋介石。并表示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合作反蒋。桂系的李宗仁、西山会议派等也加入反蒋的联合阵营中，至此两广反蒋局面形成。蒋介石对广州政府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闹得宁粤兵戎相见。正当双方不可开交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得不释放了软禁近八个月的胡汉民，以求和解。此时的胡汉民对国事甚为忧虑。
胡汉民致电广州汪精卫、孙科、唐绍仪，请他们来沪参加和平会议，他在电文中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之心最切。”十月十八日，汪精卫首先率百人代表团到沪与胡汉民会晤。二十二日，胡汉民与蒋介石在上海见面（这也是两人生前最后一次会面），又一次争论不休。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
1933年创办《三民主义月刊》。1935年六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抨击。十二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1936年一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五月九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五月十二日晚上7时40分逝世。
当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胡汉民的去世的消息。同时成立了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十三日下午，胡汉民大殓在广州举行。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全国公祭（追悼）胡汉民3天，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有追悼大会，报纸上刊登了汪精卫和蒋介石来自南京的祭文。三天来广州参加公祭者共有40多万人。
宣统二年（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三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四月二十七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十一月九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1912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腐败分子“不稍宽假”。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1913年三月的“宋教仁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六月十四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追随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胡汉民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仅34岁。章太炎说：“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既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用真宰相矣。”他与孙中山同居一室，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有“第二总统”之称。是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随孙中山回到17年未有踏足的广州。欢迎群众，万人空巷。这次应孙中山之请，他出任了广东都督兼民政长，根据孙中山“造成一模范省”的指示建设广东。
1924年十一月，孙中山决意北上，让胡汉民代行其大元帅职权，可见他对胡汉民是愈来愈信任。
1919年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九月至1920年七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发表了10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
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