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曹锟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曹锟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自1916年9月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锟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省立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什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今保定学院前身）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曹锟此时已脱颖而出，拥有了武装力量。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独自控制北京政府。此后，曹锟首先逼退大总统徐世昌，迎原任大总统黎元洪复职，并使黎元洪成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换国务总理。同时，随着直系内部吴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锟领导的直系保定派和吴佩孚领导的洛阳派，吴佩孚不赞成曹锟出任大总统。但曹锟仍在直系内部处于优势地位，其出任大总统的计划获得美国支持。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国总统沃伦·盖玛利尔·哈定发表了支持中国统一的声明（随后哈定于同年8月逝世）。
1923年6月，曹锟派人对黎元洪进行恐吓，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将黎元洪乘坐的火车在天津杨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后才放行。曹锟利用内政总长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此后，由贿选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人称“曹锟宪法”、“贿选”。1923年10月10日，该宪法由曹锟颁布实施。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曹锟就任大总统后，直系的实权转由吴佩孚操控。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随后，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北京政府的主导权由直系改归奉系。1926年4月9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发动兵变包围了临时执政府，段祺瑞逃走，同时鹿钟麟还释放了被软禁的曹锟。
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1923年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当今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主要是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1923年5月6日，在山东发生了“临城劫车案”，巨匪孙美瑶部劫持中外乘客，200多人被扣作人质，由于事件涉及在华诸国侨民的生命安全，成为颇为复杂的外交问题，外人对此甚为重视，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成为曹锟入主北京政府前后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该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5国驻华公使先后两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5月9日，5国公使再次照会北京政府，限今3日内救出被掳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由于北京公使团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以免危及被掳外侨生命。实际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锟面临“使团责难，外交日亟”，不敢轻举妄动，北洋政府被迫与该部土匪进行谈判。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6月上旬签订条约，孙美瑶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任旅长。
其时，正值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急盼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各国公使便以惩办田中玉作为先决条件。曹锟无奈，只得命外交都于13日将惩办田中玉一事照会各国。15日，曹下令准田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职位，同时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给田以下台体面。尽管葡驻华公使符礼德再次质问北京外交都，指责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限北京政府48小时之内撤消授于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于新政府的态度，但曹锟最终还是未答应撤消授田中玉为上将军的命令。
曹锟贿选成功后，立即进行立宪，以明其正统地位。为此，迅速完成了多年议而未决的《中华民国宪法》，使政权的“合法”性有了法理依据。13章141条的宪法条文，于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最主要的是增加了“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突出表现了该宪法的时代特点。
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以期获得中国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苏俄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的财产都无偿地归还中国，自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关税协定及庚子赔款等。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但因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双方的分歧，结果都无功而返。
在此情况下，曹锟督责外交部再开谈判。顾维钧在曹锟支持下，坚持维护主权的立场，使得加拉罕终于改变策略，转而采取和解的方针。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双方在最终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中苏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