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包法利是个军医的儿子。他天资不高，但很勤勉、老实，为人懦弱无能。父亲对教育不重视。他在十二岁是由母亲为他争得了上学的权利，后来当了医生。这时他的父母又为他找了个每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的寡妇——杜比克夫人做妻子，她已四十五岁了，又老又丑，“柴一样干，象春季发芽一样一脸疙瘩”。但她因为有钱，并不缺少应选的夫婿。她和查理结婚后，便成了管束他的主人：查理必须顺从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欠款的病人；她拆阅他的信件，隔着板壁偷听他给妇女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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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确立的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在“七月革命”后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推进，法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工农业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小说正是刻画了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小说取材于真人真事：一个乡村医生夫人的服毒案。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正反两面的草稿写了一千八百页，最后定稿不到五百页。1856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杂志》上发表。
爱玛
爱玛是一个农夫的女儿，在修道院里接受过大家闺秀式的教育，在那里她学过刺绣，弹钢琴和屈从，但同时她也阅读了大量浪漫主义的小说。她深信自己得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爱情，因此选择了结婚。在查理·包法利医治好她的父亲之后，她便嫁给了他。爱玛别出心裁，想在半夜举行火炬婚礼，充分体现了她的浪漫情怀。然而爱玛“结婚以前，自以为就有了爱情，可是，婚后却不见爱情生出的幸福。”婚后不久，她便对这位乡村医生感到不满，后来越发怀疑自己弄错了。她是满怀憧憬嫁给包法利的，但是，包法利是个笨人，他的谈吐像人行道一样呆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虽然丈夫确实深爱着她，但却不是爱玛所希望的那种爱。他表达爱的方式是实实在在的，他的爱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却缺乏激情和浪漫。
她讨厌平静的生活，转而追求自己希望的爱情，一种没有在现实中得到的爱情。她先后有两个情人，莱昂与鲁道夫。在永镇她与莱昂发生了一段爱情，但他很快去了巴黎。很快她发现自己的生活既单调又无趣。然后她遇到了鲁道夫，当地的一个乡绅，随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此后，她在衣着，窗帘以及非常漂亮而毫无用处的装饰品上花费了很多钱。她厌倦了她那索然无趣的丈夫，继而打算与鲁道夫私奔到较远的某个地方。但是鲁道夫冷眼相待，抛弃了她。一怒之下，她大病一场。她身体康复之后又挥霍掉了她丈夫许多钱。之后去卢昂看戏，她邂逅了莱昂。莱昂变成了一名律师，爱玛又开始了和莱昂的幽会，过起了奢华的生活。她欠债越来越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小说中那种浪漫的贵族男女的情爱生活。最终债务紧逼，丈夫无能，情人无情地回避，她吞食了砒霜，痛苦地死在了在她丈夫而前。
爱玛是一位富于幻想、内心充满了浪漫与激情的女子。然而，她所处的现实却是不尽如人意的。毫无男子气概的丈夫，一成不变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这所有的一切都令她感到烦躁、抑郁和痛苦。因此，她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托在了虚幻的想象上。
查理·包法利
查理·包法利是一名乡村医生，前后有两位妻子，但无论是作为哪一任妻子的丈夫，查理在家中都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他的丈夫角色形同虚设。
作为丈夫，查理在生活中，无论大小事，他都极力顺从爱玛的要求。为了爱玛的健康问题，举家迁居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在金钱方面，查理不仅从来没有对爱玛的奢侈消费有丝毫的不满与反对，反而竭尽全力地去满足她。然而，在精神层面，查理对妻子的心灵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更不用说满足妻子对浪漫爱情的需求了。所以，包法利医生和爱玛之间缺乏心灵上的沟通，一个是现实的另一个则是幻想的。
老包法利先生
老包法利先生是查理的父亲，与查理的木钠、呆板不同，当过外科军医的老包法利先生在早年是个美男子，于是，漂亮的外表为他带来了六万法郎和一个女人任劳任怨的付出。
结婚后，老包法利先生理应在家庭中扮演好丈夫的角色，然而，他依靠妻子的财产生活，吃好、喝好、睡好，骑马游乐，将自己肩上作为丈夫和男人的责任交由妻子去承担。老包法利先生在家庭中的丈夫角色是名存实亡的。这样的老包法利先生，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丈夫。
除了不是一位合格的丈夫，老包法利先生也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他想要以斯巴达式的严格教育使孩子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或许，这个初衷是好的。可是，他忽略了孩子天生性情温和，并且，他的教育方式也是荒谬的。
另外，老包法利先生对孩子的文化教育问题漠不关心，任由孩子在村里游荡。直到孩子12岁时，在妻子的请求下，他才允许孩子开始读书。
总之，老包法利先生，是一位毫无意义的丈夫和父亲。不得不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一一查理·包法利。
郝麦
郝麦是药剂师，在医生查理到来后，表现得十分热情，主动向医生介绍了永镇的各种情况，包括该地区的常见病例、气候条件以及医生家的住房条件等等。
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郝麦就拉近了与医生一家的距离。一方面，这么做，可以向新来的人炫耀他的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另一方面，这充分地赢得了查理的感激之情，以确保今后自己被发现无证行医时，能够相安无事。
可以说郝麦是一位十足的“好好先生”，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他对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去巴结他们，满脸堆笑，又是鞠躬，又是敬礼，丝毫不敢怠慢。他非常渴望能得到当局的认可。
罗多尔夫
罗多尔夫是一位地主，这个男人与爱玛平庸无能的丈夫和羞涩懦弱的莱昂截然不同，他傲慢、自负、富有攻击性，是个风月老手。自第一次看到爱玛，他就想着如何把这个美貌的医生太太搞到手。在其处心积虑、欲擒故纵的勾引下，爱玛逐步陷入他的情网。而当情欲和对漂亮女人的征服欲得到满足之后，这个逢场作戏的浪子对爱玛失去了兴趣。终于，在爱玛怂恿他带她一起私奔时，罗多尔夫趁机与她彻底了断。
莱昂
莱昂是一名实习生，后来成为书记员。这个俊美的金发青年爱上了爱玛。可此时的莱昂还只是一个腼腆害羞的小伙子，他虽然爱慕爱玛，可是道德的束缚和天性的纯真令他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一面心中苦恼，一面默默地关注着她。他看似言行脱俗，其实骨子里非常肤浅，很快就厌倦了没有结果的爱情和千篇一律的生活，开始向往浮华的巴黎。不久，他便离开了荣维尔镇，远赴巴黎求学。
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一样，《包法利夫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派小说的清算。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爱玛”是个浪漫的名字，“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的词根Bov-包含“牛”的意思：福楼拜煞费苦心选定的这个姓名，本身就意味着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
故事很简单，没有浪漫派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无非是一个“淫妇”通奸偷情，自食恶果。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讲故事，他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作品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郝麦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
小说描写包法利夫人爱玛为摆脱不幸婚姻，追求不正当爱情而导致堕落毁灭的悲剧。它批判了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不良影响，尖锐地抨击了外省贵族、地主、高利贷者、市侩的恶德丑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社会风习及小市民的鄙俗、猥琐，真实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表面繁荣掩盖下的残酷现实。将现实和幻想都作为批判对象，是福楼拜这部小说的独创之处/在理想的对照之下，现实是多么庸俗丑恶；在现实的反衬之下，理想又显得多么空虚苍白可笑。幻想与现实的强大反差，消极浪漫主义的不良影响和丑恶残酷现实的腐蚀，是造成爱玛悲剧的原因。
小说女主人公爱玛为追求浪漫而理想的爱情，终于与现实发生冲突，走上了毁灭的道路。拜伦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爱玛悲剧命运的根源就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生命都奉献给了爱情，追求完美、理想而又浪漫的爱情，成了束缚她一生的镣铐。
此外，小说也阐释了一个人生普遍存在的困惑：人在追求完美、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往往会陷身欲望与现实的冲突，恰如戴上镣铐或落入陷阱，无法解脱，不能自拔，最终可能会导致失败或毁灭，尽管在挣扎过程中或许也有暂时的成功，但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爱玛·包法利，没法使她的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屈从于世俗的现实。她的通奸行为是为了满足她不切实际的愿望。她过着一种与她读过的小说中描述的那样的时髦的生活方式。她的悲剧结局是她逃避现实的结果。她看不到自己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承认自己沉迷于过分的浪漫之中。她随后自杀也属于逃避现实的表现。这说明了浪漫主义幻想的破灭。
福楼拜在小说中客观地揭示了酿成包法利夫人自杀的前因后果，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爱玛的堕落是命中注定的，在劫难逃，并不是她本人的错，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爱玛自杀后，勾引爱玛的郝麦得到了十宇勋章，把爱玛逼得自杀的奸商兼高利贷者勒乐却发了财。
《包法利夫人》具有明显的双重想象型叙事艺术特色。该小说主要讲述女主人公爱玛不满其作为普通乡村医生的丈夫查理。包法利的平庸无趣，不满现实家庭生活的沉闷单调，带着对理想生活和爱情的热烈追求，在无可遏制的情欲支配下，先后邂逅青年文书赖昂和产业绅士罗道尔弗并与其偷情，最后遭到抛弃并走向自杀的悲剧故事。从想象叙事来看，福楼拜首先从包法利夫人的原型欧仁·德拉马尔，一个和包法利夫人命运相似的现实人物生活事件出发，用一个女人不满一个男人带给她的生活，从而追求另外两个男人并造成悲剧的完整故事构成了作家的想象性艺术空间。其次，在作家所构建的艺术空间里，其中的人物同样存在想象性活动，主要是包法利夫人的想象性活动，甚至可以说正是女主人公的想象使故事本身走向毁灭性的结局。
在《包法利夫人》中，无论是写景、叙事、写人福楼拜皆能运用非常精细的笔触，使描绘刻画无不栩栩如生。“侯爵府邸是近代建筑，意大利风格两翼前伸，三座台阶，连着一片大草坪，有几只母牛在吃草，一丛一丛大树，距离相等，分列两旁……”。这种写景正符合细密画“繁褥而刻意的装饰……极尽描绘之能事，线条纤细如丝，工整细腻、纤毫毕现，可谓尽精微而致广大”的特点，不是绘画胜似绘画。可以说，福楼拜正是通过这种细密画型叙事艺术手段赋予了《包法利夫人别源象型叙事、平板型叙事以切实而又无限丰富的内涵。
福楼拜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当作小说创作的最高原则。他反对艺术家在作品中直接露面做主观的抒情、评价和道德评价，主张作家的思想倾向与评价寓于场面、情节和形象的自然之中，福楼拜的这种让倾向从形象的描述中的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艺术手法正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包法利夫人》中主要表现为叙事角度的转换。作者没有在作品中表述自己的观点，不对人物进行道德批判，而是大量运用了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并且根据情节需要不断变换焦点，从某个人物的视角出发摄取生活中的景象，并将任务的内心活动投射于外部世界，使描写变成叙述的一部分。上卷第九章有这样的一段：“但是特别是用饭时间，她最忍受不了：楼下这间小厅房，壁炉冒烟，门吱嘎响，墙上渗水，石板地潮湿。她觉得人生的辛酸统统盛在她的盆子里，肉香从她的灵魂深处，仿佛勾起别的恶浊的气味。查理吃饭吃的很慢；她不是嘎巴一咬棒子，就是支起胳膊肘，用尖刀在油布上划小道道。”这一段描写其实是作者通过白描将艾玛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出来，使读者通过艾玛的眼睛看到餐桌上的情况。这段文字从白描转到人物感受，再转到白描，作者始终隐没不见，体现了作者客观性的创作手法。
《包法利夫人》不仅标志着19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法国作家左拉：“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秩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包法利夫人沉酒于想入非非的浪漫爱情的遐想中，她像男性一样痴心地、慷慨地委身于那些卑劣的家伙，也如同一些诗人醉心于女人一样。其实这个女人在她的同类中，在她狭窄的世界里和局限的视野中是很崇高的。
法国学者布吕纳：“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
翻译家、作家李健吾：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
作家苏童：《包法利夫人》是一部包含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认为它几乎不带评判色彩地描述了一个女人在追求爱情和物质享乐时的可爱与可气、激情与痴狂以及任性与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