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Bible）是神所默示的，是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最初出于希伯来文kethubhim，原意为“文章”，后衍意为“经”；希腊文作graphai，拉丁文作Scripturoe，汉译作“经”。
圣经是犹太人和欧洲人的信仰经典，讲述古时犹太人的历史，并记录先知预言。当犹太教经典大量译成希腊文本后，希腊文ta biblia（复数，原意为“诸书”）遂被用以专指这些经典；拉丁文衍为单数词Biblia，后成为犹太教、基督教正式经典的专称，汉译作“圣经”。
《圣经》是一本相当厚的书，页数跟字典差不多，但其实《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而可以说是一套有66本的丛书。其中有长有短；有古老的作品，也有较近期的作品，内容包括：历史、诗歌、哲学，甚至私人信件和讲章。
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包括律法书5卷、先知书8卷、圣录11卷三个部分，故通称《泰纳克》（Tanak，系Torah、Neviim、Ketuvim三部分的首字母组成），又称“二十四书”。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犹太教承受下来的。全书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旧约圣经》里面有39卷，《新约圣经》里有27卷。
内容简介
《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由《旧约》《新约》组成。《旧约》一共有三十九卷，以古希伯来文（含亚兰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新约》一共27卷。
《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的圣经，是基督教承自犹太教的，但《旧约全书》和《希伯来圣经》有所差异，书目的顺序也不同。旧约在《摩西五书》之后是历史书，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历史书增加了《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4卷。其次又在文集中增加了《智慧篇（索洛蒙的智慧书）》《德训篇（希拉赫的智慧书）》。另外，基督教旧约虽然也是以马苏拉文本为准，但顺序上则继承了希腊文圣经，以先知书结尾，不同于犹太教《塔纳赫》以《历代志》结尾的传统。同时，基督教旧约在马苏拉文本之外，还包括了死海古卷、七十士译本以及其他古代文本的内容。此外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还包括了《耶热弥亚之书信》以及《艾斯德尔传》和《达尼尔》较之《以斯帖记》和《达尼尔书》多出的内容。西元380年前后，早期教会通过筛选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
犹太教圣经，传达的神学信仰是以色列人在流放巴比伦之后回归祖国，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和之后的以色列国王达成的契约。而基督教旧约却不以回归为主旋律，而是以审判的预言和弥赛亚（即耶稣）到来的预言结尾。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看来，耶稣降临和施洗约翰的预言才是旧约所预备的。《玛拉基书》第三章暗示的就是施洗约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圣经还是一部史学巨著，是考察希伯来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的首要依据。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一幅相当明晰的历史图景：约当纪元前3、2千纪之交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迁徙，揭开希伯来民族史的帷幕。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率众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1世纪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
自1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继而四处传教，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福音传遍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
圣经中的预言
《圣经》的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应验之准确，远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例如旧约中有关耶稣的三百多个预言都一无差错的完全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是无法用机率解释的。《圣经》的预言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错百分之零点一都不行，否则不是神默示的。因为神不会出错。“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一21）。
推罗、西顿两城的遭遇
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推罗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恶极大，神通过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推罗城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毁，其石头、木头、尘土都将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净光的磐石，作渔夫晒网的地方（详见〈以西结书〉第廿六章）。同时，明确说明此城将不会被重建：“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廿六21）。预言发出不久，推罗即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十三年后破城。其后，希腊亚力山大大帝进兵已迁至海岛的推罗，把老城的木、土、石抛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将推罗攻破。经风雨洗涮，老城磐石裸露，终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
以色列的遭遇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要借著他们把神的道彰显出去。犹太人在抄写、保存、传扬《圣经》方面确实是立了大功的。神指派先知摩西将犹太人从为奴的埃及地领出来，迁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行了很多神迹帮助他们（如赐云柱、火柱，分红海、约旦河等）。然而犹太人虽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却不能专一地顺服、侍奉。稍遇困难，他们就怨声不迭，转而去拜别的假神，使耶和华常常震怒。摩西到晚年时已预感到犹太人可能遭遇的悲剧，曾痛心疾首地劝勉他们。但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规劝，果然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 ”； “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耶廿四9；卅二37）。历史准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些预言。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一三五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将犹大地全部充公，并卖给外邦人，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惨害。
然而，耶利米预言说将来犹太人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都以为不可能。犹太人离开本土后，该地相继为波斯人、阿拉伯人所占据，长达千年以上，早已被视为他们的故乡。回教兴起后，犹太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回教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原址建了两座清真寺，把耶城当作回教的圣地之一。回教徒与犹太人水火不容。另外，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犹太地区仍是一片荒芜，不宜居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之势更加尖锐。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苏、美总是对著干的。如果美、英支持以色列复国，苏联必加反对。任何一方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法通过。无论从哪方面看，犹太人回归自己本土的希望都是极其渺茫的。然而，事实是，犹太人不仅回归了，而且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建立了以色列国，并顺利地加入联合国，成为其第五十九个成员国！至此，耶利米在两千多年前传达的神的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不仅以色列的复国震惊了全世界，而且以色列复国后能站住脚跟和不断发展，也如谜一般，令人百思不解。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不容以色列国存在。以色列宣布复国的第二天，就遭到阿拉伯各国的联合进攻，以期将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当时二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之众，装备精良；而以色列却只有六十五万人，武器简陋。这本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战争一爆发，阿联就宣布：“这将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然而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不仅未被歼灭，反而扩大了疆土。此后，又发生了三次大规模阿以战争。每一次，以色列都面临灭顶之灾。可战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奇迹般地出现转机，使几遭全军覆没的以色列绝路逢生，转败为胜。几年前，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王国签订了和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除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外，以色列的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取得了令世瞩目的杰出成就，被称为“最小的超级大国”。尽管局外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但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 ”，并“安然居住”。
作品背景
《旧约》诞生的文化背景是独特的神文化社会，在犹太人看来，神的存在是真实的、无处不在的，神就是真理和历史，《圣经》中的叙事都是真实发生的。这就是犹太历史观的独特之处。
《新约》书卷基本上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写成，到三世纪初就已经基本确定，最终定稿则为四世纪末。
旧约正典
旧约之成为正典经过了千年的辩论（这是犹太教里面的辩论）。由于圣经旧约部分具有极其悠远的历史，因此起初，没有文字，只有语言。 最先是由口头的传统（包括五经都先有口头的传统），后来变成为文字，逐渐的把这些材料聚集起来成为39本。这39本内以希伯来文圣经的分法为三部分，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先知书也不只是所谓的大小先知书，还有一些前期的以口来传讲的先知书，也归纳到先知书里面。这三部分是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正典的。在主前第五世纪，尼希米与以斯拉的时候，律法书成为正典。那时候五经已经编在一起了。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也就是主前第四世纪，先知书开始成为正典，确定某些先知的作品要被纳入先知书。圣卷则要在主前150年的时候才形成。
主后70年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被毁，没有地方可以献祭。因此，以圣殿为中心的献祭宗教，没有献祭的圣殿时，宗教信仰也就崩溃了，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替代圣殿和献祭。所以犹太人把圣殿作为中心的献祭宗教，变成一种“书”的宗教（Book Religion），这本书就是把那39卷书编辑在一起的，人们所称的旧约圣经。
就犹太人而言，无所谓旧约，因为他们不承认新约，旧约是基督徒使用的称呼；基督徒承认有新约，才会有旧约，而犹太教就称它是圣经。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所指的圣经一定是旧约圣经，不可能是新约圣经，因那时候新约圣经不可能完成。因此我们知道很早的时候，基督徒已经把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的旧约）全部接受。从耶稣开始，他在讲到的时候就屡次引用旧约圣经，在那时候无所谓旧约，就是圣经。在马太福音中可看到他引用圣经之多，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例如，罗马书就是以哈巴谷书2章4节“唯义人因信得生”这一句话作为主题，来发展为一本书的。所以在很早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接受了犹太的经卷，也即旧约。所以当犹太人在主后90年，把旧约圣经变成一本书的时候，基督徒早已经完全接受旧约了。
然而在教会增长的过程中，信徒渐渐发现旧约有不足之处。一方面犹太教教徒往往驳斥基督徒对旧约的解释；另一方面，福音已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们对犹太教知道不多，只靠旧约未能完全明白福音的信息。外邦教会若要认识基督的生平和言论，必须依靠其他的途径。
新约正典
新约的正典可分为三类。5本是关于与历史的，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其他都是书信，最后的启示录是启示文学，共为三种。基督徒从来没有感觉到要把这些书编辑成一本书，一直等到主后150年，有一个人叫马吉安（Marcion）的，异想天开的把一些书信和一本福音书编在一起，由11本书编成了一个集子，说唯有这些是应该读的，他否定所有旧约，说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两回事。马吉安认为合格的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在所有的书信中他最爱的就是保罗的作品，所以他就把保罗的10封书信（这10本书就是我们新约中所有的保罗书信减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编进去，他封他的集子为正典。虽然此事件对新约正典的制定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们却催促教会正视这个范围的问题。
基督徒与正统的教会因此感受到了危机和紧迫，觉得马吉安作为一个持有异端思想的人竟敢随便乱订正典，他们有必要重视制定圣经正典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来订定。因马吉安订立正典这一事件的催促，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最有贡献的异端”，因为若没有他，教会则没有想到要确立正典；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自订新约正典，基督徒在那时才开始忙碌起来，自己搜集资料确立新约正典。先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然后逐渐扩大，一直要到327年在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作品中，才发现有27本书的名字。
到了主后397年在北非迦太基，教会才确立这27本书为新约正典，不得增删，和旧约的39本合在一起，成为圣经。
人物简介
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约公元前4—公元29或30），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历史上以大卫城著称）。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基督”一词源出希腊文Christo，是个称号，意为照天意选定的人。《圣经》中的“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同义词。
耶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鲜为人知。约在公元28年时，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约翰的事业相互连结在一起了。约翰是个暴躁的先知——传道人。他来自旷野，号召人们悔改、领受洗礼。他是个据理力争的人，不久即遭到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统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斩首。耶稣听了约翰传道，就随着群众去约旦河里施洗。耶稣领洗以后当即到旷野去祷告，沉思默想。
福音书报道他在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考验耶稣想当什么样的群众首领：1、施行奇迹的神人；2、满足大众需求的恩主；3、掌握大权的国王。耶稣选定了一项较为艰难的、不大受人欢迎的使命——上帝之国的使者。
耶稣从旷野回来，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最初宣传的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相似：“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告诚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上帝将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以便实现一个无限美好的、崭新的未来。耶稣招收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
彼得认耶稣为弥赛亚以后不久，耶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在一个星期天，他在门徒和群众的簇拥之下，进了城。第二天，耶稣进入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和卖献祭用的鸽子的人，斥责他们竟使“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此举对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个迎头棒喝，他们极其恼火。在以后的几天里，耶稣同祭司和拥有宗教权威的人进行了大辩论。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划除掉耶稣。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这顿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为“最后晚餐”，“弥撒”或“圣餐” ）。晚饭后，耶稣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他的祷词表明他已预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宁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这时，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带着一帮祭司和守殿的兵士，来到花园里捉拿了耶稣。当夜，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法庭，就是犹太最高法院和议会受审。据考证，审判是非法的，但议会却宣布耶稣是亵渎者，该当死罪。由于当时只有罗马领主操死刑之权，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管辖犹太的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显然不愿定耶稣的罪，因为他是否犯了罗马法律还有疑问，但身为被征服行省的首长，他深怕群众运动可能酿成叛乱，又宁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领袖交好，而耶稣却主张顺从上帝，并以自己为犹太人的王和救主，这就激烈地冒犯了传统的惯例，构成了对犹太议会的威胁。经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鞭打他，拿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国王，然后将他带到各各地山（“髑髅地”）作为叛乱者处死。彼拉多吩咐在他头部上面置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岩洞般的坟墓里。
星期天（现代称复活节）的早晨，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会见了他的门徒。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圣经》主题思想：强调神与人立约关系：人守约则得赐福，人背约则受惩罚。
《圣经》是一部宗教主题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具有犹太民族的文化个性。它通过一些典型人物传记的描写，强调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提出人守约则得赐福，背约则受惩罚的观念。这一主题思想为《圣经》解读奠定了一个整体上的审美方向和认知导向，体现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比如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 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站在犹太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立场做出解读，从而领会作者声音的存在。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神与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见于《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情欲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
作品特点
传记特征
《旧约》记载了犹太民族自民族起源到大流散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习俗、法规等。除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旧约》还真实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带神话史诗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民族领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许多无名的普通民众。比如，“三王传”通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生平生动展示了犹太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王国时代，以大卫王与其周围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宫廷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传作品。
《圣经》历史经过了无数人的编纂和整理，真实性标准混乱，不能以现代传记的历史标准来加以衡量。需要具备人类学学者要求的“主客位”双重视域，既能跳出来，看到该文化的独特性，也要走进去，理解它的合理性。这是一种高境界的真实观。读者需要做的是透过明显虚构的艺术手法解读其中的历史真实成分，揭开圣经作者对圣经历史所作的神化阐释，还原历史真实，挖掘《旧约》叙事的传记因素，透过“神”看到“人”的存在。
《圣经·旧约》叙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为传记事实，在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历史记叙线索的同时，塑造出几百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为整个西方文艺创作的养料，催生出大量以之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圣经》中，作者对出场的人物一般会说明其来自哪个支派，其祖先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会交代他的结局，活了多少岁。以撒母耳为例，作者介绍其父亲的家族，“以法莲山地的拉码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迹联结了犹太氏族社会向君主政治过渡的两个时期，撒母耳其人在这场重要的历史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3节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样人物的一生比较完整。
《圣经》中生平资料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数，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约翰、耶稣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记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扫罗、大卫，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出生状况，但从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时期的事迹都做了完整描述。先知中的以利亚、以赛亚、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莱、利百加、亚伦、押沙龙等生平资料也相对完整。对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则选取了典型片段来塑造该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士师参孙的故事，作者主要选取了他与非力士人的矛盾、与大利拉的关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与敌人同归于尽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冲动的个性。即便在《圣经》中只出场过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比如所罗门断案故事，那个婴儿的母亲宁肯放弃自己母亲的资格也要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亲情令人感动。诸如此类的《圣经》人物不在少数，正因如此，《圣经》才能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圣经》叙事采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张、对话、讽刺等修辞技巧，也有对神话、传说、诗歌、预言、民谣、谜语等形式的采用，这些艺术手法对塑造人物形象、建构精彩的故事情节、营造社会背景等有重要作用。此外，在为同一个人物写传记时，由于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不同，会导致实际创作中对事实材料的取舍、布局标准不一，造成传记叙述结构、艺术风格不同，最终写出不一样的传主形象性格。
圣经是一部具有“灵魂的深度”的经典，它被誉为“灵的文学”，正因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来进行神学说教的、贫乏枯燥的工具，也不仅是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它用对人进行特写拍摄的文学手法——人物传记来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生活的认知，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经历史的历史观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让《圣经》读者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
智慧文学
《约伯记》的核心，即“智慧”本源探讨。在约伯与三友的争辩中，双方都自认为自己有“智慧”，都对对方的“智慧”提出质疑。作者（不详）以精湛的文学手法凸显出“智慧”这一核心，他将一首词藻华丽的“智慧之歌”置于全书结构的中心位置，以迥异于争辩气氛的平静基调宣告：人类“智慧”破产了，神是“智慧”之源。《诗篇》中不乏“智慧”的篇章，诗人在《诗篇》第一百十一篇的末尾郑重宣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一开篇就摆出全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教导人如何得着“智慧”，这“智慧”实质上是生活的技巧和艺术，它能帮助人获得一个成功而圆满的人生。书的末尾处有一首工整雅致的贯顶体诗歌，诗人藉赞美“贤德妇人”来称颂“智慧”的功用，就是令拥有它的人一生有益无损。《传道书》的核心是强调“敬畏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传道者在努力寻求的其实也是“智慧”，就是如何在一个“雾”般的世界里，面对人生的“智慧”。
《约伯记》注重省思和客观的探索，谈论深藏在人们心灵中的问题。《约伯记》与一般哲学、神学著作不同，在传达作者的哲学与神学思考时，极少使用精准的哲学语言和神学术语，而是通过广泛地运用人物诗性对话来表现其理性思考，将深奥的道理蕴藏在人物个性化的言语之中。《约伯记》首尾以散文体平和叙事，中部则以特殊的诗性对话来表现复杂的情绪，以悖谬、反讽、象征等修辞来表达约伯强烈的呼求与抗争。《约伯记》的情节进展较缓，带着从容不迫的风格，读者需要细细品读才能领会到借助艺术手法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
《约伯记》是一位伟大诗人对探求生命真正意义的内心挣扎。《约伯记》的要旨是希伯来人处理“受苦”课题的经典文献。《约伯记》的写作目的，是探究神的公义在世界中运作的广泛性与隐晦性。《约伯记》是一场智慧争辩，因为约伯与三友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谁有智慧”而展开的，其核心是智慧的本源问题。
《约伯记》是一部由智慧文学、戏剧、抒情文学和悲剧诸种文学成分构成的喜剧叙述类作品。
《雅歌》的作者在歌颂人类爱情之尊贵与纯洁的同时，引导人探索的则是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的经验“智慧”。“诗歌书”的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智慧”作出或多或少的探索，其成果多是借助文学的手法和诗性的表达，而不是予以抽象地说明和定义。《雅歌》以男女对唱的优美方式告诉人们，爱情是神的礼物。《雅歌》以各种能唤起读者感官和感情的描写手段，来抒发缠绵情愫，传达思想意旨，表达出浪漫、真挚且神圣的意境。
《诗篇》包含的是虔敬的诗人向上帝表达的思想与感情：对善恶冲突的态度与选择；赞美和思考上帝在创造历史、自然、人类及人类生活的各种行为。
《箴言》中不仅具有简短的慧语，同时还有一些长篇的教训，智者借用它们来传达宗教真理，将生活的经验、传统的智慧行之有效地教导给年青人。智者爱使用拟人手法，化抽象陈述为具体形象的人物语言，将深奥的道理蕴藏于个性化的呼喊中。
《传道书》一开篇就以一首诗歌来描述“智慧”无法把握、而被命中注定的世界——将万事都归于“虚空”的名下，接着传道者运用了最古老的文学表现手法——探索法来检测世人生命及拥有之物：诸如劳碌、工作、智慧、财富、享乐、名誉、权力、长寿等。《传道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来“体悟”。传道者在揭示人类生命本相的同时，还给出了教导和指引。传道者借描述现实生活中平凡朴质的情境，来开示人们理解“喜乐”是神的恩典，勉励人们乐地过上每一天。
作品抄本
旧约抄本
抄本是指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由经师用手抄写下来的圣经。抄本的材料有蒲草纸、羊皮纸和皮卷等，现在能见到的较完整的抄本多为羊皮纸古卷。抄传这些经文的，是一些专职的文士。
现存最古老的圣经抄本是库姆兰抄本（或称“死海古卷”）。这批抄本是1947年以后在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地区的洞穴中陆续发现的。大约传抄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8年之间，包括《以赛亚书》的一份完整抄本，以及除《以斯拉记》外旧约每卷书的片断。若将死海古卷与一千年后出现的马索拉抄本比较，会有两点重大发现：第一、部分古卷与流传的马索拉抄本相仿，显示抄本的准确程度极高。第二、部分古卷与抄本有颇多出入（却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及撒玛利亚五经极为相近。前者是旧约书卷最古老及最重要的希腊文译本；后者是撒玛利亚人所保存的希伯来文摩西五经的古旧版本，两者之间有许多异同之处，而后者出现了很多异文），显示希伯来文圣经文本在划一的正文定稿前仍有多元化发展。死海古卷显示原始的马索拉抄本（没有加入元音、重音及注释的辅音文本）是在旧约希伯来文文本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后，约于公元1世纪开始奠定权威的地位，最终成为正典的文本。
20世纪中叶，在犹太沙漠的穆拉巴特谷（Wadi Murabba ‘at）发现了公元2世纪的另一些抄本，它们明显是公元132-135年间巴柯巴起义时留下的，留有拉比亚吉巴统一编订经文的痕迹，内容包括律法书和大部分先知书的残篇。
1890年以后，学者在开罗犹太会堂的藏经库里发现一大批手抄本，其中一些可能形成于9世纪以前。这些抄本现散落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中。
旧约圣经的另一种重要抄本是“撒玛利亚五经”，可能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是撒玛利亚人保存的希伯来文摩西五经。1616年，皮雅曹（Pietro della Valle）将其公诸于欧洲，当时人们认为它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老抄本。1815年该抄本的真实性遭到质疑。1915年迦利（Paul Kahle）又为之辩护，证明它是从更古老的抄本传抄而来的。撒玛利亚抄本是用衍生于腓尼基的字母写成的，不同于当时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字母。其经文与马索拉经文的差异多达六千余处，多为拼写、文法的差异，也有出于特定神学思想对原初经文进行的修订。
新约抄本
新约抄本主要是希腊文抄本。它们抄写在不同材料上，最常见的是蒲纸和皮纸。蒲纸是一种用芦苇制造的耐用纸张。在埃及的沙地里，人们发现许多存留至今的蒲纸抄本，最重要的有“彻斯特比提蒲纸”（Chester Beatty papyrus，Dublin）、“波得马蒲纸Ⅱ”（Bodmer papyrus Ⅱ，Bene-va）和“波得马蒲纸ⅤⅡ—ⅤⅢ”（Bodmer papyrus ⅤⅡ—ⅤⅢ）。“彻斯特比提蒲纸”是一份公元250年左右的蒲纸抄本，内容包括大部分《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一小部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一部分《使徒行传》，相当多篇幅的“保罗书信”以及一部分《启示录》。“波得马蒲纸Ⅱ”是约公元200年的抄本，载有大部分《约翰福音》。“波得马蒲纸ⅤⅡ—ⅤⅢ”是约公元3或4世纪的抄本，载有《犹大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及其他书卷的一些片断。现存最早的新约抄本片断是“约翰莱兰蒲纸”（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Manchester），抄写时间大约在公元100至150年间。
皮纸是用羊皮做成的、可反复使用又耐存放的书写材料。新约的皮纸抄本有的记载连续的经文；有的记载编选的经文。连续经文的抄本又有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大楷抄本”和用小写字母抄写的“小草抄本”。前者是较早期的抄本；后者则是较后期的抄本。重要的大楷抄本有“西奈抄本”、“梵蒂冈抄本”、“亚历山大抄本”，以及重抄的“依法连抄本”、“伯撒抄本”、“华盛顿抄本”等，它们都成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都是研究新约原文的重要文献。
由于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拉丁文译本与希腊文抄本又有不少出入，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便对当时教会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权威地位提出质疑，这就产生了重建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必要性。1516年，人文主义泰斗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出版第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平行并列）新约圣经。他依据的都只是公元10至15世纪的近期希腊文抄本。由于这些抄本是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形成期间形成的，故称为“拜占庭抄本”（Byzantine Text）；这抄本经加尔文的继承人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修订后，得到广泛的接受，故名为“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或Received Text），亦是日后英文圣经《钦定译本》（King James Version，1611）所依据的希腊文文本。由于这抄本有很多错误之处，牛津学者穆尔（John Mill，1645—1707）于1707年离世前两星期出版一个希腊文版本（Novum Testamentum Graece）。新约圣经仍采用“TR”，但在经文下面详列不同的文本附注（textual apparatus），为数多达三万项，包括早期的希腊文抄本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经文。穆尔版本的出现引起广泛的争议，从而引发了古文书学（palaeography）及“新约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的发展。
作品译本
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几乎所有民族的语言，甚至地区方言都已包罗。其中二百八十多种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选辑本。单是亚洲就有九十种不同语言的新旧约圣经，这里面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
1、古代译本
希腊文译本：从公元3世纪俄利根（Origen）编纂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分别是《七十子译本》、亚居拉译本、狄奥多田修正本、辛马库译本、第五译本、第六译本和第七译本。由于原稿早已散佚，现在只能从古代教父的一些著作和叙利亚文译本的六经合编中了解前四种译本的一些情况。其中《七十子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简写为LXX），或称《七十子译本》，是最早的《旧约》译本。
亚兰文译本：公元前586年犹大国沦亡，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人的囚虏。此后他们长时期生活在异乡，逐渐习惯了流行于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亚兰语，而对自己的希伯来母语日益生疏，以致在他们返国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给百姓念律法书时，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亚兰语解释，方能史之明了经文的含义。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种经口头解释的圣经被书写下来，成为亚兰文释译本圣经，统称“他而根”（Targum）。
古叙利亚文译本：古叙利亚文士亚兰文的一种方言，耶稣时代使用于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东部一带。公元2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古叙利亚文。这种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现知古叙利亚文译本有以下四种：别西大译本（Peshitta）、非罗森诺译本（Philoxenus）、六经合编译本、叙利亚文巴勒斯坦译本。
拉丁文译本：据考证，公元2至3世纪就有了古拉丁文译本，数量不下38种，都是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转译而来。最重要的拉丁文译本是随后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Vulgate，原文为“通俗”、“普通”）。
新约译本：到公元3世纪中叶，新约已经有了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译本。它们都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拉丁文新约的主要译本是耶柔米（Jerome）于公元382年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或称《武加大译本》）。叙利亚文的主要译本是《别西大译本》，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叶成书。科普替文《新约》译本有四种方言抄本留存至今。其他《新约》译本还有：以拉丁文译本为基础译成的普罗旺斯文（Provencal）和波西米亚文（Bohemian）译本；以叙利亚文译本为基础的亚美尼亚文译本、埃塞俄比亚文译本、波斯文和索格底文（Sogdian）译本；兼有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渊源的阿拉伯文译本和努比亚文（Nubian）残篇；公元4世纪依据希腊文原文（亦参照拉丁文译本）译成的哥特文译本，以及公元10世纪从希腊文译出的斯拉夫文（Slavonic）译本。
2、中世纪后期译本
中世纪后期，又有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2世纪末，法国商人瓦勒度把圣经译成普云士文。14世纪下半叶，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先锋人物之一威克里夫首次将全部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和圣经全书页先后与读者见面。这些新译本的出现，促进了宗教改革的产生。当时新教领袖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翻译和出版圣经。因各种新版圣经动摇了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独尊地位，翻译者们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逃往国外，有的则转入地下工作。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圣经翻译的“黑暗时期”。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严词否认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通过阅读圣经原文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为满足普通民众读经的需要，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将圣经译成德文，1522年译出《新约》，1532年译出全部圣经。这部圣经成为德国近代语言文字的最佳范本。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英译的最初成果是《丁道尔译本》（1525或1526）。丁道尔译经时遭到英国天主教会的迫害，为逃避追捕而流亡德国，冒着生命危险译出《新约》、《旧约》中的“五经”和《约拿书》，随后被天主教会抓获，送上火刑柱。之后，英国又出现《科威戴尔译本》、《马太译本》、《大型圣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重要译本。但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经翻译有时也得到英王的支持。《马太译本》是第一本获得英王钦准出版的圣经，《科威戴尔译本》也得到官方的允诺。更重要的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允准翻译《钦定译本》（又称《詹姆斯王译本》），于1611年出版。出版后反映强烈，长达350年之久盛誉不衰，有学者称它是历世以来空前完美的、最优雅、最受人喜爱的、唯一纯正的英文译本。一般认为，英文钦定本和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体现了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随后二三百年，冰岛文、瑞士文、丹麦文、芬兰文、葡萄牙文、挪威文、俄罗斯文等欧洲语言的译本也陆续产生。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印地文、孟加拉文、日文、中文、尼日利亚文等圣经译本。
3、近现代译本
重要的英文译本：《美国标准译本》（1901），这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修订标准译本》（1952），在《美国标准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耶路撒冷圣经》（1966），在吸收早期译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直接译成英文，因学术性较强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欢迎。《新英文圣经》（1961—1970），由英国新教徒完全采用流行的当代英语译成，出版后曾一度引起争议，但其巨大成就逐渐被世人所公认。《当代圣经》（1971），有泰勒参照《美国标准译本》，在咨询希腊文、希伯来文专家的基础上意译而成。为求准确，他还参考了诸多受人欢迎的版本，使这个译本轰动一时。此外还有《增订本圣经》（1945）、《当代福音圣经》（1966）、《新美国圣经》（1970）、《今日英文译本》（1976）、《福音圣经》（1976）等。
中文翻译
圣经中文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的数量难以确考。一般认为，有据可查者便达近百种。其中不仅有汉语文言文、白话文译本，还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en）等人根据其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Monte Covvino)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散见于利玛窦（Matter Ricci）的《琦人十规》、艾玛诺（Emmaunel Diaz）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中。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其译稿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后人译经时曾加以参考借鉴。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从英国到达广州，因在广州无法公开布道而移居澳门，在那里译经。《新约》于1813年译成，次年在广州出版。随后又在来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于1819年译成《旧约》。圣经全书定名为《神天圣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ar）也译出一部汉文圣经，成为“马士曼&拉沙译本”，1822年在印度印行。这两个译本行销不广，但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经而地位显著，并为日后的圣经汉译奠定了基础。不久，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日渐增多，他们各有不同的国籍背景，对译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1830年前后，一个有麦都思（W.H.Medhurst）、郭实腊（K.F.A.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和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Morrison）组成的私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有麦都思担任主译，1835年完成，1837年取名《新遗诏书》在巴塔维亚出版。《旧约》大多出自郭实腊之手，1840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此译本的主要贡献在文体和专门用语方面，其文体与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该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中，太平天国文告引用的经文大多录自其中。19世纪中期又有若干译本问世，如“代表译本”（The Delegates’ Version，1852）、“裨治文译本”（1862）、“胡德迈译本”（1866）和“高德译本”（1868），它们都用文言翻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禁开放，对外接触频繁，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动摇，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半文言）语言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流传于民间；同时，白话文也日渐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见识的传教士感到，只有用“浅文理”乃至白话文译经，圣经才能真正普及于平民百姓。“浅文理”译经最初成果，是新教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翻译的《新约》（1885年首版，1889年修订版）。继而又有包约翰（John S.Burdon）、白汉理（H.Blogde）合译的《新约全书》（1889）和施约瑟（S.T.Schereschewsky）翻译的《新旧约全书》（1902）。白话文译本有以下数种：“麦都思&施敦力译本”（1857）、“北京语《新约》译本”（1866）、“施约瑟《旧约》译本”（1875）、“杨格非《新约》译本”（1889）。在此前后，国内各地还出现一批方言译本，有的译了圣经全书，有的只译出部分经卷。译出圣经全书的有10种：“蒙古语译本”（1880）、“客家语译本”（1886）、“福州语译本”（1891）、“广州语译本”（1894）、“宁波语译本”（1901）、“厦门语译本”（1902）、“上海语译本”（1908）、“苏州语译本”（1908）、“兴化语译本”（1912）、“台州语译本”（1914）。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语言的“部落译本”。
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1890年，英美各地来华传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集体翻译一部能为各教派通用的汉文译本，并成立3个委员会，分别从事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国语本译委会次年正式开始工作，至1904年译出《新约》，1907年出版，《旧约》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国语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很快传遍南北各省，销量远胜于其它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并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它的出现也是西方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结束。
此后，中国圣经学者便开始了独立的译经工作。20世纪30至70年代，相继有“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肖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问世。由于圣经考古学的进展，人们对以往译本的某些经文产生了新的理解；同时，现代汉语的发展也要求更新旧译本的语言，这就呼唤着新的译本不断问世。1979年，适逢“国语和合译本”出版60周年之际，香港同时推出3个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和“圣经新译本”。其中“现代中文译本”影响最大。该书由许牧世主持翻译，1971年动笔，1975年译出《新约》，1979年译出《旧约》。翻译工作始终在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圣经大楼”里进行。期间参考了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包括自马礼逊以来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正文中有不少脚注，书末还附有专用名词注释表、圣经年代表和若干地图。瑞士女画家包乐棠（A. Vellotton）为全书绘制多幅线条活泼的精美插图，使之大增异彩。1980年，为满足信徒和其他读者的需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国语和合译本”的《新旧约全书》，1982年又与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重版。1989年，上述译本又以简体汉字横排再版。
《次经》
当基督徒保留旧约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解决到底哪些经卷可以包括在旧约中这个问题。至今，基督徒对于接受还是拒绝所谓的旧约经卷目录中的《次经》仍有分歧。罗马天主教接受其为正典，而大多数新教则拒不接受。
天主教于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后，1566年有人把一些历史上无争议的、为整个教会接受的经卷，称为正典，或“第一书目”经书；而把一些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过争议，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经卷，称为“次经”，或“第二书目”经书。天主教也称作次经，但却认为次经与正经都是圣经正典，只在审定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而新教只承认正经各卷为正典，并认为《新约》各卷都是正典经卷而无次经；又认为只有正典经卷是《圣经》，次经只作为古典文献而受到敬重，不承认是《圣经》。
旧约的卷籍有两个版本来源，一是《希伯来圣经》，二是《希伯来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其中后者比前者多出完整的七卷书：《托比传》、《犹滴传》、《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马卡比传上卷》、《马卡比传下卷》和《巴录书》。除这些多出来的书卷，后者比前者还多出若干段文字，它们被后人冠以如下卷名：《耶利米书信》、《以斯帖补篇》、《亚撒利雅的祷词和三童歌》、《苏撒拿传》、《彼勒与大龙》。此外，1546年的特兰托公会议后，天主教《新约》的后部还附有《以斯拉三书》、《以斯拉四书》和《马拿西祷言》3卷书。以上15卷书即人们通常谈论的《次经》。依据内容和文体的不同特点，它们可分为故事书、智慧文学、历史书、旧约补篇和启示文学五种类型。
常用术语
摩西五经（Pentateuch）：
旧约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律法五卷（Five books of the Law）：
旧约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大先知书（Major prophets）：
旧约先知著作的前四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
小先知书（Minor prophets）：
旧约先知著作剩下的十二卷（《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
前三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教牧书信（Pastoral epistles/letters）：
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的统称。它们特别关注教会牧养方面的问题和教会的秩序问题。
大公书信（Catholic epistles/letters）：新约中那些并非直接写给具体个人的书信（《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在其他著作中，有时被称为“一般书信”（epistles general）。
宗教价值
1、提供了希伯来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圣经中，历史资料占大量篇幅，它们记录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希伯来人的历史包括：上帝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如何受奴役，摩西如何领他们出埃及，希伯来民族在迦南如何建立国家，大卫及其家族如何登上耶路撒冷的王位，北国以色列如何毁灭和南国犹大人如何从囚居地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恢复宗教生活。基督教将以上历史接受为他们祖先的神圣历史，到公元1、2世纪又加上耶稣基督的降生、传道、受难和复活，以及早期教会的发展。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徒确信，这些事件都是在上帝的直接安排下发生的。
2、提供了神学教义
如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人类万物的起源，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人的生死，现世与来世，天国等。
3、提供了伦理道德的准则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以圣经为道德准则的首要来源，并认为这些准则来自上帝本身。如，人与人之间应如何对待？对触犯过自己的人应持何种态度？等等。
4、规定了教会的组织和活动
圣经的许多篇幅都涉及地方和较高层次的宗教团体的组织构成，以及犹太教和基督徒礼拜仪式的具体条例。
5、提出了关于末世的观念
“末世伦”在圣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经以为现世仅是进入末世之前的准备阶段。此外，在西方社会，圣经还是一部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圣书，甚至被视为一种“圣像”，用于法庭证人的宣誓，就任重要职务者的就职内典礼等。一些家庭则把“圣像式”的圣经代代相传，上面记录着家庭成员的生生死死。有人甚至将圣经作为辟邪的法定主和护身符，如士兵为求平安而身藏小型圣经奔赴战场。
作品影响
在中国，《圣经》出版以每年350万册增长。2008年至2012年12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共出版发行《圣经》1750万册，自教会恢复至2012年底的30多年来，基督教全国“两会”共出版发行《圣经》6217万册。
2013年12月3日，梵蒂冈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第一本被数码化的古老圣经古藤堡《圣经》已经上网。古腾堡是西方活字印刷第一人，他印出的第一批书便是拉丁文的《圣经》，时间约在1452年至1455年间。梵蒂冈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计划把150万册的珍贵古籍数码化，并上载到互联网与公众分享。
作品评价
《圣经》是“文学象征的渊源之一”。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便成了为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
——诺思洛普·弗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圣经》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观支配了西方人的思想和行为长达数千年，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基础，是生态危机最深远的思想根源。不过，《圣经》的思想是复杂而丰富的，它也包含了敬畏与爱护自然万物、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思想。
——王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