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县石窟寺在河南巩县城东北约8公里的大力山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原名希玄寺，宋代名十方净土寺，清改今名。东西魏、北齐、隋、唐以及北宋，相继在此凿窟造像。现存5窟，256龛，7,743尊佛像和数十篇题记。石窟呈方形，有中心柱，柱四周凿龛造像。窟顶雕支分格或平棋。佛像脸形方圆，衣纹疏朗，多呈静态。总体风格与龙门石窟相近，但规模小，整体造像艺术水平也不如龙门石窟，但其中也不乏精品。题材除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还有礼佛图、神王、怪兽、伎乐等。第一窟门内两侧雕“帝后礼佛图”，其余三壁雕佛像和佛传故事。壁脚雕神王、怪兽和伎乐人。“帝后礼佛图”分三层六组，每层比丘和比丘尼作前导，后为帝后和侍从，前呼后拥，反映了皇室的宗教活动。构图简练生动，为中国现存浮雕中较完整者。
石窟分东西两区，第1、2窟在西区，第3、4、5窟在东区。第1、3、4窟均为方形中心柱窟。其中第1窟大,窟内长宽各6.5米，高6米，中心柱长宽各2.8米，基座长宽各3.5米。窟门外两侧各雕一力士，高约3米。两力士外侧应各有一组一佛二菩萨的摩崖造像，今仅存东侧摩崖大佛（高5.3米）、 胁侍菩萨和西侧一胁侍菩萨。崖面上有弟子、飞天等。窟内外相互联系为一宏伟的整体布局。第 2窟为未完成窟。第5窟小，长宽各3.2米，高3米,无中心柱。第3、4、5窟窟门外侧皆应为尖拱形门楣,门外两侧各雕一金刚，今仅存第 5窟外二身、第 4窟外一身金刚。
石窟寺修建年代不见史书记载。第4窟外119号龛唐龙朔（661～663）年间刻有“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碑”。碑文称北魏孝文帝时（471～499）此处已建寺，时称希玄寺。唐更名为净土寺，宋明皆称大力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今简称石窟寺。造窟记载早见于明弘治重修石窟寺碑记:“……自后魏宣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但其依据不详。据推测石窟大规模开凿约在北魏后期熙平(516—518)至永熙(532～534)年间。窟内外小龛纪年早为北魏普泰元年(531)，此外，有东魏、西魏、北齐直至唐宋各代年号。
石刻中的重要部分是第 1、3、4窟南壁门两侧的帝后礼佛行列浮雕。供养人行列浮雕形象在云冈石窟中已经出现，因风化过甚，形象难于辨认。此外，龙门石窟宾阳洞帝后礼佛图已被盗凿，流入美国。巩县石窟的帝后礼佛浮雕为国内现存的重要代表性作品。其中又以第1窟的礼佛图为完整、精美。 第1窟礼佛图浮雕在南壁窟门左右，各作3层，相向排列。东侧系以帝王为首的男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3人，人高约60厘米，侍从约40余人，较主像矮小，高约40厘米，西侧系以皇后为首的女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1人，侍从约30余人，皆略小于东侧人物。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其雕刻技法与龙门石窟不同。如龙门古阳洞景明四年 (503)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龛下供养行列，人高虽仅有20厘米左右，但局部雕凿精细。巩县的则重整体，人物除僧尼袈裟有几条衣纹，每个形象主要是靠圆浑的浮雕体积感构成，主像腹部的自然前挺及两臂的动作，在侍从的众多垂直线中异常突出。浮雕概括洗练的特点在窟内其他北朝石刻上也极为明显。如第1窟东壁第1龛内比丘像、各窟壁脚的伎乐浮雕等。
顶部浮雕保存比较完整，制作也精美，为北朝石刻中所不多见。第1、3、4窟皆为平□。第1窟精，平□各边为十方格，内外 3层，内层围绕中心柱为一周飞天；第2层分别为莲花、卷草和化生;外层刻不同的莲花图案。天花支条面上还刻有卷草，支条相交处有小朵莲花，窟顶华丽异常。浮雕原敷有彩绘，残存部分尚隐约可见。第3、4窟顶部皆为两周，内层一周飞天。外层刻莲花、卷草和化生。支条素面无饰,仅在相交处刻小朵莲花。第5窟藻井则以重瓣大莲花为中心，四周为6个飞天，四角刻化生，并间以忍冬花纹，构图活泼。各窟地面都凿有与顶部浮雕相似的平□和莲花装饰，今只有第 5窟地面莲花保存较好。
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文化，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它吸收了印度健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石窟艺术与佛教是十分密切的。石窟艺术是为当时信佛的人们服务的。因信仰佛教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不同，他们所属的佛教宗派也不一样，因而在造像与壁画的题材上，也要根据自己那一宗派的经典造像。所以石窟艺术的发展，因时间、地点的不同，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新疆石窟，除唐代或以后汉人所开的窟画出一些大乘经变以外，其余早期开凿的各窟，全看不到反映大乘经中的故事造像。这些石窟群中，遗存到今天的雕像，主要是释迦和菩萨等单独的形象，其次则多是佛本生、佛本行（即如何苦行、忍辱、寻求解脱）等故事画像。这些画像多数是根据《声闻藏》各经创造出的，与外国商人竺婆勒子竺法度学小乘教唯礼释迦的记载相同，与法显、玄奘等人所记天山南簏各国信仰小乘教的记录也吻合。
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它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像、菩萨、罗汉、护法，以及佛本行、佛本生的各种故事形象，都是通过具体人的生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不能割断与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联系，它不像其他艺术那样直接地反映社会生活，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这应该是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
石刻题材除佛、菩萨、弟子、千佛、释迦多宝并坐、维摩变、飞天等北魏石窟常见的造像外，有特点的题材是礼佛行列、伎乐、神王、怪兽等浮雕。第1、3、4窟中心柱四面凿龛,或一层或上下两层。龛内为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各窟四壁布满千佛龛，3～16层不等。佛像龛凿于千佛龛下部（如第1窟左、右、后三面千佛龛下各列4个佛龛）或置于千佛中间(如第3窟在三面千佛龛正中各凿一佛龛)。佛像为褒衣博带式，面貌方圆，嘴角上翘，表情宁静，结跏趺坐，褶纹稠叠，有规律地垂于座前，富于装饰感，保持着浓重的北魏风格。佛像头光背光纹饰多已模糊不清，背光外侧对称刻飞天、莲花、化生。龛楣多刻火焰纹、七佛莲花、卷草或五边形拱龛。第 3窟中心柱西面龛楣帷幔极为别致，楣中部刻3个饕餮,两端为两只对称龙，皆口衔垂幔及璎络。龛楣外侧刻飞天或伎乐天，造型朴拙浑厚。神王、伎乐、供养人及怪兽等浮雕多刻在四壁和中心柱的下部。神王有狮首、龙首、象首、兔首、牛首、双面人等形象,动作夸张,富于想象，雕凿手法粗犷，与佛、菩萨形成鲜明对比。
千佛龛为唐·乾封年间（666～667）雕造的，高一点五米，宽二点一二米，龛额为拱形，后壁除中间刻坐佛一尊外，满壁刻有排列整齐的小佛龛计九九九个，合在一起，大小佛像正好是一千尊，故名‘千佛龛’。龛外两侧雕有四个竖长形的佛龛，内各刻一菩萨像，龛口两侧角又各刻一天王像。龛外东侧刻有九个小佛龛。佛座下方有一块造像题记，楷书，刻于唐·乾封年间。
巩县石窟内留有中心方柱，这是与其它石窟不同的特点。窟内有了中心方柱，自然就成了平顶，这和云冈、龙门的穹窿顶，顶上绘有藻井，有显著的不同。留中心方柱，是工匠根据岩石层断裂纹较多、为防止石窟塌陷而采取的措施。有了方柱不但可以防止塌方，又可以增加石壁面积，使石工们在突出的方柱上大显身手，雕刻出像石塔一样的大型艺术作品，给石窟增添不少内容，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窟壁雕刻大量的礼佛图浮雕，是巩县石窟的又一特点。这里五个洞窟中有三个洞窟有帝后礼佛图浮雕，计十八幅。像这样的大幅浮雕，龙门宾阳洞曾有过。然而宾阳洞的礼佛图早在建国前被奷商和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窃至国外，现在只能看到残迹。巩县石窟里的礼佛图除三幅损坏以外，其余十五幅基本完好，这在现存的中国石窟艺术中可以说是极其难得的艺术珍品。
洞窟内壁脚，雕刻大量的伎乐人，是巩县石窟的又一特点。这里各窟的壁脚和中心方柱的基座下层均雕有伎乐人，伎乐人之多、造像之美是中国石窟中所仅见。在云冈和龙门石窟中，有不少伎乐飞天，大都安排在壁面的上方或藻井上，他们像腾空飞舞的仙女，唯独这里把伎乐飞天变成了伎乐人安排在壁脚，显然是表现供佛娱乐的交响乐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这些伎乐人使用的乐器和演奏的姿势，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一千四百年前的乐器形状和演奏方法。
在造像风格上，巩县石窟也有明显的特点。云冈石窟等北魏早期的造像，大都深目高鼻、秀骨清相，而巩县石窟的造像大都面貌方圆、表情宁静。除在飞天中还保留有长面高鼻、眼眶深陷的特点之外，秀骨清瘦的形像，在石刻造像上，都看不到了。这种情况，说明石刻造像的艺术风格是逐渐由北魏向唐代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