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是海伯里村首富伍德豪斯先生的小女儿，聪明美丽，从小受到家庭教师泰勒小姐的良好教育。父亲的宠爱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使她养成了自命不凡的性格。
爱玛二十岁那年，泰勒小姐嫁给了附近一位绅士韦斯顿，离开了伍德豪斯家，爱玛在寂寞中认识了当地女子学校的学生哈丽特，与她交上了朋友。哈丽特是个私生女，姿容俏丽，性格温顺，非常可爱。爱玛想方设法把她和青年绅士埃尔顿撮合在一起，叫她拒绝了佃户罗伯特·马丁的求婚。
其实埃尔顿的意中人不是哈丽特，而是爱玛本人。埃尔顿本人非常势利，根本就不会看上身世不明的哈丽特。爱玛没有撮合成功，又一次要为哈丽特安排一门亲事，这次她为哈丽特选中的是韦斯顿前妻生的儿子弗兰克。
然而弗兰克半年前认识了海伯里村家道中落的贝茨小姐的外甥女简·费尔法克斯，并且互相倾心，私定了婚约。但是两个人并没有公布婚约。
爱玛对别人的婚姻干预，引起了她家的老朋友乔治·奈特利的不满。他告诫爱玛应该让恋爱双方自主地处理婚姻大事，别人干预只会把事情搞糟。
当弗兰克与简·费尔法克斯公布恋情之后，爱玛难以置信。这也让爱玛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最终与简·费尔法克斯成为了知心好友。
奈特利很器重罗伯特·马丁，也经常帮助哈丽特，这样使哈丽特对奈特利产生了崇敬和爱慕的感情。当爱玛发现哈丽特崇拜的对象是奈特利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原来她自己一直悄悄地爱着奈特利；奈特利常常指出爱玛的缺点，其实心底里也有意于她。
泰勒小姐生了一个女儿，这使爱玛开始向往家庭生活。经过一番周折，奈特利和爱玛终于互吐衷情；罗伯特·马丁在奈特利的帮助下，最后也得到了哈丽特的爱情。
奥斯汀来到伦敦去照顾弟弟亨利的时候。亨利是一位教士，住在文艺界人士聚居的切尔西的汉斯的家。当时给他看病的是摄政王的一个御医，这位医生也因此知道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其他几部小说作者的秘密。而据说王子一直对这几部匿名出版的小说非常欣赏，在知道这个秘密后，他非常优雅和善地通过他的牧师克拉克先生通知奥斯汀小姐，告诉她如果手上还有新作的话，她随时可以献给王子殿下。《爱玛》就是献给王子殿下的作品。
《爱玛》是1814年1月开始动笔写的，1815年3月底写完。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庄园》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于是这部《爱玛》在这年年底顺利地问世了。一年多以后，奥斯汀去世，《爱玛》成了她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小说。
爱玛
爱玛为女子做媒的方式十分可笑，甚至还有些荒诞，她竭力为地位低下的女子寻找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配偶，常常是她自己蒙在鼓里，结果与她的愿望恰恰相反，闹出许多始料所不及的笑话。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正是希望引导读者嘲笑当时英国社会上那种普遍的恶习。爱玛是一个聪慧、漂亮、富有、热情、有知识、有地位的姑娘。但是，她却势利、自负、残忍，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别人的生活。她缺乏仁慈之心又缺乏自知之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上带着许多明显缺点的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在小说中被奥斯汀在不美化她的前提下，将她塑造得受读者喜爱。简·奥斯汀对爱玛这一人物的刻画可以说是其作品中“塑造的最深刻的人物形象”。
奈特利
奈特利先生则以另外的方式帮助别人，譬如在一次舞会上，他看见社会地位低下的哈利特受到轻蔑的冷遇时，自己挺身而出，维护她的自尊心，协助她度过难堪局面，对馅上欺下的恶劣行径进行打击；他重视哈利特与其地位相称的马丁之间的真情相爱，并给与恰当的协助，使他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喜结良缘。作者始终将奈特利先生这一角色置于比较让读者崇拜的地位，无疑希望通过这一人物体现自己一定的社会理想。
爱玛控制哈丽埃特的婚姻一事，不能说她是从私心出发。她确实关心和爱护哈丽埃特，在该书的许多篇章可以看到她总在为哈丽埃特的婚姻操心，而且从中她自己也得到了启发。“她出于叫人无法承受的自负，自以为了解每个人的感情秘密；出于不可饶恕的自大，硬要安排每个人的命运。结果证明，她全都做错了。”她在为人作嫁时，没有想到自己。可是等到她知道哈丽埃特爱上奈特利以后，她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奈特利。故事发展在这里有了一个急转弯，她和奈特利成了夫妇。她原来反对哈丽埃特嫁给马丁，后来也对他们终于结合感到高兴。在爱玛看来，马丁不配做哈丽埃特的丈夫和哈丽埃特不配做奈特利的妻子是同样的道理。婚姻应当门当户对，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婚姻关系，奥斯汀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自然包括婚姻问题）的办法是严肃的，然而表现在她的作品里又增添了喜剧色彩。在19世纪初，英国流行着一些感伤小说，奥斯汀现实主义的小说使读者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奥斯汀在小说《爱玛》中讲述的大多是平凡生活中的家庭琐事，作者塑造了一个聪明智慧，思想独立的女性形象。主人公爱玛在男权社会中要求男女思想的平等，有自己明确的婚姻观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奥斯汀的女性主义观点。奥斯汀以其独特助女性视角，深刻剖桥了由男性掌控社会的现实，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作者批判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现象，同时也肯定了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因此，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
《爱玛》是简·奥斯汀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汀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他谜一般的情节中，在他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虽然《爱玛》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不如《傲慢与偏见》那样大，但它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奥斯汀在艺术手法上最成熟的作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评论界还有一种趋势，把《爱玛》看作是“超越时空和作者的一个自足的文本，可以不管时代背景和永远也无法知晓的简·奥斯汀的观点而仅仅根据作品本身来对待”。简·奥斯汀曾把《爱玛》献给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王子的秘书正式回函向她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