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是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阎连科，获提名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的故事，把苦难写得质感透明，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
司马蓝是小说中最重要的男主人公也是三姓村第四任村长，他小时候就宣称:当了村长，我要娶俩媳妇。他和第三任村长蓝百岁的女儿蓝四十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们在孩童游戏中就多次模拟夫妻，长大后两人定了亲，并且司马蓝在蓝四十的帮助下当上了村长，他们之间拥有真正的爱情。但是司马蓝的表妹竹翠从小就希望嫁给司马蓝，从苦苦哀求到以嫁外村相逼，终于迫使刚当上村长的司马蓝抛弃蓝四十而娶了她。
蓝四十是《日光流年》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女性角色。她的一生都是在奉献和牺牲中度过的，作者将圣女的光辉都聚集到她身上。从小就和司马蓝产生情感，蓝四十在纠缠中度过了她不幸的一生。父亲蓝百岁为留住带人来村里翻地的卢主任绞尽脑汁、遭人唾骂，尽管她已经订亲，却为了不让妹妹、不让父亲为难，将自己的贞操奉献出去；司马蓝刚刚当上村长，面临着竹翠给他的两难选择，当他决定娶竹翠为妻而稳固村长地位，蓝四十也只是默默忍让，并终身未嫁；而当司马蓝喉病发作，求生欲望特别强烈，在他和三个女儿一跪之下，蓝四十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外出做人肉生意挣手术费用。
从小，竹翠一直就要和蓝四十争，一定要嫁给司马蓝，萝卜炖排骨就是她们的筹码；后来，她一心想往村外嫁，遭到刚当上村长的司马蓝的反对，她就说，要么你娶我，要么你这村长没法当了，逼得司马蓝与她成亲、生娃；二十年过去了，司马蓝得喉病了，她倍感婚姻的不幸都快过去了，连干活也更加轻快起来，特别是要做姿态给蓝四十看；而当蓝四十以与司马蓝合铺为要求出去做人肉生意了，她对司马蓝极为恶劣，最后回娘家长住；因为灵水渠将修成，她也为自己将长寿而欢欣，而表达了自己同意司马蓝和蓝四十合铺。
杜菊一方面把家庭操持得井然有序，一方面作为村长妻子，能够母仪三姓村，是一位克勤克俭、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面对生存的苦难，她除了默然接受，就是吃土啃草也陪着丈夫、孩子活着受罪。她主要掌管着家里的事务，料理日常的生活，有意、无意地与死亡宿命保持着一段距离，顽强、不失节奏地生活着。没有如蓝四十可歌可泣的举动，不过她对生活的细致与认真恰好就印证了生存的要义：保存生命，而后才得以延续生命甚至发展生命，她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还是让三姓村没有缺少对现实生命体验的关怀。
本书采用了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文本。小说中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的故事，把苦难写得质感透明，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
全文由五卷组成，依次逆向地回溯故事进程，即第一卷叙述主人公司马蓝的死亡过程，第二卷说司马蓝担任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说青年司马蓝如何当上村长，第四卷讲少年司马蓝成为同辈中的领袖，第五卷说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及其出生，中间穿插几位前任村长和其他有关人物的故事。认真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被小说中的严峻的生死问题所震撼。
50后的阎连科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经历了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他沉甸甸的历史经历与个体经验融合起来，作品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阎连科走出乡土又返回乡土，在离开家乡来到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却发现自己远离了乡土，于是就想写一些东西来纪念它，便郁1998年创作了《日光流年》，实现了对乡土的回归。
阎连科，中国当代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应征入伍，1982年提干，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作品大系》12卷，共计500余万字。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塞尔维亚、外蒙古等10余种语言，在近20个国家出版发行。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伦理秩序的解体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的序中阐释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美与假、丑、恶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此云淡风轻的目的却在写作中完全变了样，作家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写作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三姓村人在死亡的笼罩下显示出来的不是人性之善，而是赤裸裸的恶。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秩序被破坏殆尽，父慈子孝、举案齐眉、兄友弟悌等都不复存在。充斥在作品中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人之间冷漠甚至互相算计。
《日光流年》中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叙司马蓝与蓝四十的爱情。从小时候同吃四十娘的奶，便开始了他们情爱最初的行程，“两个人的一只手都在那双奶的缝间游动着，两只手爬到一起时，他们的目光就带着奶香的甜味碰响在奶前的半空里”。再到后来油菜地里过家家，许诺娶四十为妻。然而，为了当上村长，司马蓝居然让蓝四十去陪公社卢主任；为了巩固自己村长的地位，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承诺，娶了有助于他当村长的表妹竹翠，葬送了蓝四十一生的幸福。如若就此一别两宽倒也见不出人性的恶，更让人痛心的是将死之际的司马蓝为了做手术延长自己的生命，竟然卑劣地去求蓝四十为他去九都卖淫筹钱。爱情在这里不是甜蜜的相依相守，而是司马蓝权力与生命追逐路上的手段。对妻子竹翠，司马蓝动辄拳打脚踢；同样，竹翠也盼望着司马蓝早死，丝毫不顾念夫妻之情。
三姓村人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同样也将亲情践踏于脚下。《日光流年》一开篇司马兄弟便为了坟地的大小大打出手，司马虎甚至要将三个侏儒哥哥的尸骨挖出来埋到一个坑里省地方。村长蓝百岁为了实现他的翻地大业，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蓝四十的贞洁，让他去陪公社卢主任睡觉。杜柏在自己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钉上了棺材。司马蓝逼自己的母亲在父亲墓前下跪。当蝗灾席卷了三姓村，没有粮食吃时，村人们居然将残疾孩子扔到了西梁下的峡谷里，任他们自生自灭；甚至用他们的尸骨当诱饵捕捉乌鸦来延续自己的生命，酿出了人吃人的悲剧，赤裸裸地揭示出人性中的恶。不可否认，传统的伦理秩序在时代的冲击下正在解体，有些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阎连科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点。《日光流年》中描写的并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夸大化的伪现实。不可否认，现实世界有黑暗，但更多的是光明。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感情是不容践踏的，这是社会基本的伦理秩序。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为重建伦理秩序振臂疾呼，而不是加速其解体。
主流价值的坍塌
文学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她借助人物与情节宣扬正能量，即正确的价值观，亦是著名作家张炜宣称的“作品当有益于世道人心”。《日光流年》里所宣扬的价值观却跟现实世界的主流价值相悖而行。
（一）重利轻义
三姓村男子引以为傲的是去县城的教火院卖皮。卖过皮的人就长大成人了，卖一次皮可以娶媳妇、可以吃羊肉汤、可以到城里想买啥就买啥。男人们都以卖皮卖得多为荣，甚至期望碰上阔绰的主儿或者公家的人，漫天要价，做冤皮生意。卖皮宣扬的是一种暴富的心理，人类要过上美好的生活必须靠辛勤的劳作，而不是出卖自己的身体发肤。三姓村人对卖皮这一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能说明作者的价值导向出现了问题。同样，三姓村女子需要钱则去九都做人肉生意。作品中蓝四十为了给司马蓝筹钱做手术，带着司马蓝大女儿藤到九都去做人肉生意。此外，公社卢主任决定退出翻地行动时，三姓村人想出来的办法居然是让司马桃花和蓝四十伺候卢主任，并且这种性贿赂居然生效了。司马桃花的丈夫杜岩顺利当上了公社的厨师，变成了干部。卢主任在享受了黄花闺女蓝四十后，居然又重新召回外村人帮三姓村翻了四百亩梯田的土。人们通过卖皮、卖淫等极端手段，谋求更多的金钱。为了追求物质的享受，放弃了人的尊严，成为了被金钱异化的生命。面对如此荒唐的举动，作者没有贬斥，甚至有所褒奖，认为这是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身体的义举。
（二）追逐权力与暴力
《日光流年》中的三姓人家都在追求权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争当村长。从杜桑（杜拐子）——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四代村长的更迭史就是权力角逐的游戏。为什么大家都要当村长呢？因为村长在三姓村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司马笑笑就曾说过“我是村长，我就是王法……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每一任村长都打着让村人“活过四十岁”的旗号听自己的指令。杜桑当村长时使用的方法是让村里的女人不停地生育，生的比死的快。这一切的缘由是村长杜桑会接生，在不停的接生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权力欲望的满足。第二任村长司马笑笑使用的延长生命的秘诀是种油菜，于是村民在人蝗大战时拼命保护油菜而不保护庄稼，导致了三姓村的大饥荒，甚至在最后分种子保命时，司马笑笑还不忘加上“明年还种油菜吗？”回答种的村民才给分粮食。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一上台就施行他的新主张：“把地里的土翻换一遍”到了司马蓝当村长，又变为挖渠引来“灵隐水”，原因是灵隐河边的人能活一百多岁。
暴力是与权力相生相伴的，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往往就需要依靠暴力。《日光流年》里每一任村长都在靠暴力验证自己独断专制的权力，尤其是司马蓝。为了挖渠工作的顺利完成，司马蓝强行让村人出钱出物，甚至规定男人卖皮、女人卖淫来挣钱修渠。谁不去修渠“自己上吊死在皂角树上也行，让捆在树上吊打也行”，“谁家敢不出钱，喝灵隐渠一口水，我把他一家人的门牙敲下来”，大豹、二豹、司马鹿、司马虎成了司马蓝的爪牙、打手，靠暴力维护着村长的权力。
暴力的滥用还体现在对于女性的蹂躏上。女性历来是一个弱势群体，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思想使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庸，她们除了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侮辱与损害。三姓村每一任村长都拥有着对女性的特权，杜桑借接生之便看光了所有村人的老婆；司马笑笑当村长时与蓝百岁的妻子杜梅梅私通；而蓝百岁当村长时同样霸占了原村长司马笑笑的妻子杜菊；司马蓝想当村长的首要理由就是“我要找两个媳妇哩”。司马蓝为了巩固村长的地位最终娶了自己不爱的杜竹菊。虽然竹菊当牛作马地伺候司马蓝，给他生了三个女儿，但换来的却是司马蓝的拳打脚踢。司马蓝爱着蓝四十却又处处利用蓝四十，从肉体和精神上给了她无尽的戕害。
阎连科曾说过：“我儿时崇拜我们村长的权力，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当上一个村长，掌握一个村百姓的生杀大权。”至高的绝对的权力是阎连科个人的追求，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但他在写作中不自觉地融入了这一理念。权力和暴力笼罩在三姓村里，“笑贫不笑娼”“金钱权力至上”等扭曲的价值观支配着村人的生活。人们靠无尊严地贩卖身体获取金钱，把追求权力视为唯一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面对这些错误的价值观，阎连科没有进行批判，反而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不言而喻。
政治反讽化
文学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是密切关联的，《日光流年》也不能脱离时代。虽然三姓村是无行政归属的三不管地域，但外界的政治运动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村人的生活。作品中对政治事件没有进行直接的描写，只是通过三姓村人外出的活动进行了间接的讲述。作品中提到的真实事件主要有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阎连科在对这些政治事件的讲述时用了反讽的手法。
三年自然灾害：蝗灾后，三姓村人出去逃荒，然而不过半月，就一户不少都回来了，原来饥荒不见边际，满世界都遭着灾难。大炼钢铁：司马蓝带着村人挨家挨户搜寻铁，把犁、铁钉、铁锅、铁环铁扣铁锁等铁物统统拿走，用十一担铁换回了一担粮食。“文化大革命”：司马蓝带领杜桩等人去卖皮，卖了皮等着人来结账，结账人却“接过一捆包儿解开来，露出了两打红皮小书”。最终，他们没有要回卖皮钱，卖皮最多的杜桩上吊而死。
1956年后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中国特定政治环境下发生的。时代的残酷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经历过这些事件的50后作家如实书写也是可以的，但将政治揶揄反讽，用鼓动喧哗的语言来描写就会陷入政治泥沼。其实，阎连科是通过参军才进入城市，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还提了干。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作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应该比别的50后作家更加深刻，但在阎连科这里却背向而驰。不加节制的政治反讽滑向极端便会将作家导向虚无的“伪现实”境地，阎连科其后的作品不断被禁也就不难理解了。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将20世纪50年代生人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神实主义”的掩盖下进行了书写，对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存在进行了夸张放大，是经不起时间的验证与推敲的。另外，阎连科对西方现代荒诞写法的狂热追求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骨子里的东方化与写作形式的西方化生硬拼接让他的创作变得不伦不类，既丢失了传统小说田园牧歌式的美好，也没有学到西方现代小说的荒诞精髓，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恐怖怪诞的风格。
阎连科的创作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也是导致阎连科与现实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当别的50后作家经过时间的洗礼后逐渐回归与彻悟，他却仍像一个斗士一样不停地挑起战争。这种极致的创作与当代社会提倡的“和谐”背道而驰。阎连科把经自己夸大化的死亡、苦难赤裸裸地不加修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的小说到处充盈着消极、落后、扭曲的思想，突显出其个人对世界的荒凉疏离之感。他总是以绝望的笔来书写这个并不绝望的世界，将现实世界的苦难扩大化。在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中，他自觉地站到了黑暗那边。真实是文艺作品的灵魂，但过犹不及，超越真实的作品同虚假作品一样令人生厌。“神实主义”的噱头并不能掩盖其“伪真实”的本质。
索源体
《日光流年》在文体上采用了倒放式的结构，王一川在《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中将这种文体称之为“索源体”，“所谓索源体，就是指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地倒叙故事直到显示其原初状况的文体”。小说以司马蓝的一生为线索，从他的死亡回溯到他的出生，展示了司马蓝的整个人生历程，用富有魅力又具有幽默感的语言描述了这种时间的倒流，如“盛旺的树叶缩回到了芽儿，壮牛成了小犊，一些坟墓里的死人，都又转回到了世上，司马鹿、蓝三九和竹翠也都又回到了娘的肚里”。这种索源体结构模式蕴涵的是作者人生轮回的天命思想和对人生原初意义的探寻，从死亡回溯到出生的逆序叙述也深刻地传达出作家的人生思索。作者在《日光流年》原版自序中说“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枯荣的一个轮回”。人生来不及思考就要走到尽头，“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由此可想，作者将三姓村人的年龄设在四十岁包含了作者自身的思考，三姓村人在开始思考人生原初意义的时候死去，之前都只是为了权力、欲望而活，这样的人生荒诞的、毫无意义的。
语言魅力
《日光流年》是一部带有浓厚的命运悲剧色彩的小说，三姓村人为抗拒喉堵症付出了巨大代价却不免失败的结局令人叹惋，但小说读起来却未能让人感觉到一丝凄楚悲凉，这正是由于小说语言的力量。小说在语言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暴力。作者对丑陋事物的描写形象逼真，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形成独特的审美感受，如写司马鹿卖腿皮之后走在路上裤筒里的蛆虫一粒粒掉下来的情节，写司马蓝看到被遗弃的残娃被乌鸦啄食的情景。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局外人的态度进行叙述，却使他说的一切在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二，方言的运用。小说使用了豫西耙耧山间的日常生活语言，如：儒瓜、教火院、冤皮生意等，并为它们作了注释，这种注释体以一种杂乱的民间话语敞开了一个乡土世界，而这种方间土语传达的是与世隔绝下的三姓村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生体验。三姓村人认为他们活不过四十岁的原因是由于“命堵”，为了“命通”，他们前赴后继去卖皮，才做了“冤皮生意”，表现了他们对于人生无奈的自我安慰。
第三，通感的修辞手法。作家用通感的手法来体验事物，表达多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器官，将一个器官的感受置于另一个之上，这种写法给读者造成陌生化的感受，例如小说中以听觉写视觉：“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通感使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也使三姓村人苦难的人生得到更透彻的表达。
生存悖论
小说设置了多个二元对立的元素，这使文本时时存在悖论。
首先，命运与抗争的二元对立。活不过四十岁是三姓村人的天命，为对抗命运他们做出种种努力，然而抗争注定是徒劳的，当三姓村人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引来了黑臭的污水时表现了生活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他们对命运做出的抗争“正如人在坟墓里拿头去撞那墓门一样，愈是用力，愈是死得快捷”。
其次，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小说中村长是权力的象征，司马蓝、蓝百岁、司马笑笑为了爬上权力的宝座以生命的名义许下承诺，权力倾轧下的底层民众面对权力也只是逆来顺受。司马蓝以承诺让村里人活过四十岁得以到达权力的顶峰，然而他违背了向蓝四十许下的誓言；司马笑笑与村人之间的契约打破后只能选择以身饲鸦向村人赎罪；蓝百岁用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个人的失败象征着权力成空。司马蓝终于在他四十岁的时候“想通了自己该怎样活，权力并不等于能活下去”，于是他“抱着腐臭的四十睡着了，天长地久地睡着了”。活过四十是三姓村人的精神追求，而所有努力的失败证明这种追求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三姓村人为了能够活着卖人皮、做人肉生意，甚至为生而死，似乎他们看重的是生，事实上为了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又违背了这一命题，由此形成了生与死的悖论。为了与饥饿做斗争，人们挖野菜、捡蚂蚱、捉老鼠、捕乌鸦，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村长司马笑笑为了节省口粮将二十七个残娃的生命遗弃，这样的向生而死具有反讽意味。三姓村人为了活着如此践踏自己的生命与尊严，最终还是不能逃脱宿命，人生的所有努力在命运面前都微不足道。作家意在通过作品探求人生的原初意义，同时也展示了民族生存的最真切的原始形态，具有现代性。在命运面前人的力量总是微弱的，尽管人总是拼尽自己的全部能力与命运做挣扎，可死亡就是消失。三姓村人终不免走向死亡，可他们在面对命运表现出的坚不可摧的韧劲是一种民族的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他的作品里．《日光流年》是我印象里最好的佳品。小说作为一种命运的暗示，几乎涉及到了乡村社会所有的厄运。怪病、蝗虫、饥馑、淫行、恶权等等，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述说着千百年的百姓摆脱不了的光景。不过有时作者的不动声色的勾勒，却显得异常刺激，比如蓝四十被主任占有的那场戏，就撼人心魄。整篇作品显得含蓄、朦胧而肃杀。仿佛一切都缘于宿命。在死亡和寂寞中，那些为摆脱苦难的一切生命的进行，都无所谓光明与黑暗。阎连科的世界是悖谬纠葛的世界，在小说里，他写出了鲁讯式的富言，其实这也无意中重叠了新文学的一个传统。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日光流年》是一部荒诞而凝重、奇异且含义深邃的文本，足以供研究者披阅其艰涩，探索其本义。全书充满了一种紧张感，喜剧化的悲剧和悲剧化的喜剧的处理方式，以及把愚昧神魔化、奇幻化、夸张化的手法，殊为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