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花》散文是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1892～1978年）的作品。郭沫若所著《芭蕉花》写于1924年8月，当时郭沫若旅居日本福冈。
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叙事散文，也是一则诚信故事。作者寄情于芭蕉花，通过回忆幼年往事，抒写了对曾经没有真切体悟到的母爱的怀念，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情，同时也凸显了一生劳苦的母亲光辉的精神境界。这篇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作者把对苦难母亲的怀念与当时漂泊海外的处境联系在一起，对母亲的怀念是人之常情，这装满了酸楚的想念，诚挚而动人。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下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吧？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甚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郭沫若的母亲长期过于劳累，犯有“晕病”，身体异常衰弱。每年交春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他的母亲“晕病”发作时，终日呻吟呕吐。芭蕉花的故事和这晕病关连。在郭沫若四川的乡下，相传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
郭沫若五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晕病”又发。郭沫若同他的二哥商量摘取天后宫种植的芭蕉花，郭沫若不但没有得到母亲的嘉许，反而挨了掌心。
郭沫若离家十二三年了，这样一段故事，他一思念到母亲，就一阵阵鼻酸眼胀。郭沫若感慨遥寄，在日本写下美文《芭蕉花》。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开贞，笔名沫若、郭鼎堂等，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
1923年，参加北伐、南昌起义。
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历史剧，完成《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全国文联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一种比世俗亲情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东西，那就是忠孝节义，这是一种道德信仰，它根深蒂固，扎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心中。
散文的开篇，作者并不直接提及芭蕉花，而是在散漫的回忆中，讲述母亲家族的身世遭遇，为读者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忠义受难图。写完母亲幼年的不幸，作者紧接着写她哺育儿女，操持家务的辛劳，以致得了难以治愈的“晕病”。然后引出芭蕉花能治病的习俗，写出具有药用功能的芭蕉花的稀有和难以寻觅。但是，作者似乎还不愿意切入芭蕉花的故事本身，而是宕开笔墨，又开始叙述父亲的家世，在这一段叙述中，涉及到很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即天后宫与郭沫若祖辈关系，天后宫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
天后宫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在父亲家族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后来发生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幼时的作者并不知道，当他和哥哥发现天后宫有他们遍寻不得的芭蕉花时，哥俩欢喜极了，两人费了很大力气，翻窗进去，摘了那朵能为母亲治病的芭蕉花。非常高兴地献到母亲的床前，以为母亲会夸奖他们。谁知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外，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而害母亲大大生气，自己而且被父亲拉到祖堂上，受到平生第一次严厉的处罚。
行文至此，作者绵里藏针，并没有点出母亲生气的原因，只是写出自己因为这件事惹母亲生气的内疚，并深深地理解和思念母亲。
儿时的“我”只是缘于对母亲的爱，攀摘了天后宫里的芭蕉花。
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在母亲看来，攀摘了圣地中的芭蕉花，等于拿走了供奉给神灵的祭品，这是对祖先神灵极大的冒犯和亵渎。所以母亲又气又急。但当时的“我”对父辈的伦理信仰一无所知，所以无所顾忌地干了这件事。
人到中年，母亲当年的心情，作者已能深切地体会。但仍留下深深的困惑和对生活的反省，儿时，心中只有一条最朴素的生活真理，即只要为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因此童年无忌，敢于反抗成规，冒犯神灵。结尾时，作者出其不意，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反问：
“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其实，散文所有看似东粼西爪的叙述，最终都指向文章这最后一问，这是散文的文眼所在。它问出了国人心中不可名状的沉痛：沉痛于忠与孝的冲突，沉痛于社会职责和个体生命激情本能对立，中国社会传统的宗族人伦规范与生命大爱的冲突。天后宫，代表着神性意志，或者说是宗族群体利益的神性体现。而自己的母亲，本已重病在身，却可以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在神灵面前，或者说在宗族祖先面前的清白，一如她们的祖辈，为尽对朝廷的忠，为守对丈夫的节，为讲对主人的义，可以毅然赴死，完全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种道德是合乎人性的吗？中年的郭沫若，在看待童年这一事件时，具有一种文化穿透的眼光，它将童年时摘取神灵面前的供物这一举动，看成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对陈规陋习的大胆挑战，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具有完全的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作者似乎难以评判，所以用这样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困惑。
《芭蕉花》表达郭沫若对母亲的感怀之情。文章托物言志，借芭蕉花抒发情怀。在怀想母亲的同时，含蓄地表达出自己对于理想、信念执著坚定的追求。
作者以散点聚焦的方式组织生活事件，拉家常似的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回忆中对母亲绵绵情思也就抽丝一般地细细扯出。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歌喜欢一览无余地宣泄激情，那么他的散文却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理性审慎。在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叙述中，我们感觉到它的意犹未尽。他的中年心境，似乎俳徊于童年的“我”反传统的勇气和父辈维护传统的勇气而无法决断。正是这两难的选择，带给了郭沫若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久的心灵的磨难。
——陈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