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禅院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几经修葺扩建。寺庙西院为念佛堂、方丈室和天津市佛教协会驻所。形成以东院为寺院主体，西院为寺院附属部分的建筑格局，体现出一般佛教寺院的传统形式。大悲禅院的门外有一对石雕雄狮，门额上有赵朴初先生所书“真如觉场”四个大字。天王殿原为寺院的山门，按山门与天王殿合一的形式建造。门前立有两只黄绿相间的系铃抓珠的琉璃狮子。天王殿后面是大雄宝殿，大殿屋顶全部以湛绿色的琉璃瓦覆盖。大雄宝殿前面是大悲殿。殿前是砌砖走廊。向右穿过题额为“慈航普渡”的门洞，便是玄奘法师纪念堂。向左穿过题额为“悲愿宏深”的门洞，是弘一法师纪念堂。庭院西东两侧还分设地藏殿与讲经堂，皆面阔3间。大悲禅院是以古典殿堂式的建筑集群与封闭式的园林庭院结为一体的寺院，寺中有园，园中有寺。
天王殿殿堂长约20米，宽约15米，面阔3间，进深2间。殿外两侧墙壁上有“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殿前有琉璃石狮一对，门额上为王襄居士所书篆体“古刹大悲禅院”六个字。殿内中央供奉的主佛是“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弥勒尊佛背后是手执宝杵的护法天尊韦驮菩萨。殿内左右两侧为四大天王塑像：手持琵琶的是东方持国天王，仗剑的是南方增长天王，执龙的是西方广目天王，拿伞的是北方多闻天王。韦驮菩萨是佛教中的天神。其右手托直立宝杵，左手掌向上横胸前，单手合十，面向大雄宝殿，被奉为寺院的守护神。
大雄宝殿坐落在五尺多高的由硕大青砖垒砌的台基上，迎面有六根红柱隔窗分门，面阔5间，进深3间，是大悲禅院的主殿，建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由倓虚法师筹划兴建。殿门上方悬“大雄宝殿”金色大字匾额，为华世奎所书。殿内正中供奉明代所铸古铜鎏金千佛莲座释迦牟尼像系由天津市静海区移来，连同千佛莲花铜座高5.2米，重6吨。铜像线条清晰和谐。莲花座上的9999个小佛，都是用玻璃钢雕成。主佛两边站立阿难、迦叶两弟子像。释迦牟尼铜像前，是一座1994年开光安放的玉质佛祖造像，高1.6米，重888公斤，是由郑国川居士捐赠，经香港转运而来。殿内两侧分有泥塑彩绘十八罗汉坐像，高2米，每尊罗汉神态各异，性格鲜明。大殿前面两侧左有大钟，右有法鼓。左后屋角供奉的是有威猛雄狮坐骑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后屋角供奉的是乘坐六牙白象王的大行普贤菩萨。释迦牟尼佛祖像背面供奉的是南海大悲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和龙女各侍左右。观世音菩萨和善财、龙女均用香樟木雕成。
大悲殿台基高约3尺，面阔5间，进深3间，位于大悲禅院的后殿，即大悲观世音菩萨殿。殿内供奉着二十四臂观世音菩萨塑像。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故称大悲殿。大悲殿的殿门之上除“大悲殿”匾额外，尚有“普渡迷津”四个大字匾额一块。殿门两侧有楹联两副。殿内供奉的尊观世音菩萨塑像，高3.6米，表层贴金，神态庄严，姿容动人。
大悲殿内正面及两侧墙壁，皆有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彩绘的壁画。壁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应化事迹图，分为6幅10图，介绍了佛祖降生、成道、讲经、说法、度众生及涅盘等主要事迹。
弘一法师纪念堂
弘一法师纪念堂位于大悲禅院内的大悲殿西侧偏室。堂门前悬挂老居士龚望用鸡毫所书的汉隶“弘一法师纪念堂”金字匾额。纪念堂内正中悬挂徐悲鸿为弘一法师所作的油画肖像的仿制品。画像前设案，案上供奉弘一法师盘膝端坐的铜像，高约1米，神情安逸，满面慈祥，为弘一法师得意高足广洽法师所捐制。
纪念堂两侧悬有玻璃镜，有法师生平简介，《华严经偈》影印件、翻照的大师玉照以及书法篆刻影印件。有展柜四个，陈列大师手书佛经、著述的影印件，另有今人所作弘一法师年谱、传记、纪念文章等书件，供瞻拜和怀念。
玄奘法师纪念堂
玄奘法师纪念堂位于大悲殿右侧，与左侧的弘一法师纪念堂正好对称，是为供奉唐代高僧玄奘大师的顶骨而设置的专室。纪念堂供奉着高约2米的玄奘法师绣像，供桌上的高约1.2米的莲座金色塔，象征以往供奉玄奘法师灵骨的史实和因缘。纪念堂供有复制的明代绝版的玄奘画像，并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事迹，也陈列了他的部分经书和著作。玄奘法师的6块灵骨中的一块原在大悲院中供奉。
乘34、632路，观光2路公交在“天津美院”站下车。
大悲禅院壁画主要集中在大悲殿的三面墙壁上，计有275平方米，是由天津美术学院的六位专家分工绘制的。壁画内容描述了佛祖释迦牟尼从降生为悉达多一直到以佛身入涅盘的一生重要活动，属于“佛传图”的范畴。其中有不少神话传说，也有许多经过曲折投影的历史事实，往往将宗教史实与神话传说杂揉在一起。按照壁画题材，可以划分为“诞生”、“出家”、“降魔”、“成道”、“说法”、“极乐”、“普渡”、“涅盘”等八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按连环画形式绘成，作为背景式壁画在大悲殿堂中展现在观众面前。
壁画中描绘的八个方面内容，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系统地描绘出释迦牟尼一生的辉煌业绩。其主题突出，其风格鲜明。在人物刻画上，画家们没有照搬古代传统的壁画形象，也没有因袭当代寺庙佛传壁画的新作，而是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充分发挥了画家本身的主观创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