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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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威市坐客车到达中路乡灯山村。
特色
建筑风格
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早起石窟艺术的代表，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历史。天梯山石窟仅存3层，大小洞窟17处。其中一大型洞窟高30米，宽19米，深6米。窟内有释迦牟尼大像1尊，高28米，宽10米，面水而立，右臂前伸，指向前方，巍然端坐。释迦两旁还有文殊、普贤菩萨，广目、多闻天王、迦叶、阿难等6尊造像，造型生动，神态威严。窟内南北两壁绘有大幅壁画。南壁上部为云纹青龙；中部为大象梅花鹿，大象背部驮有烟焰发光的经卷，下部是猛虎和树木花卉。北壁上部绘有青龙双虎，中部绘有白马、墨虎、菩提树，马背上经卷闪光；下部绘有牡丹花卉。整个壁画笔触清新，色泽艳丽，形象逼真。
我们来到这里时，黄羊河水结着厚厚的冰层，在阳光下洁白晶莹，明镜一般。夏天从水库乘船瞻仰，天梯山的伟岸雄姿倒影在清澈碧波之中。沿着栈道登临天梯山远眺，黛青色的祁连山脉映入眼帘，层峦叠嶂。山顶白皑皑的冰雪如云如练，使青色的山体显得更加冷峻。湖水映衬着蓝天、白云、青山，像一块温润的碧玉，给这片原本苍凉的天地增添了灵秀之气。
天梯山石窟，据明正统碑记载，“诸佛之龛，二十有六”，在经历1927年大地震之后,现仅存洞窟18个,计北凉、北魏10窟，唐4窟，其余4窟皆残破。所有洞窟均经后代重修和妆銮，有的壁画重叠多达 5层。明代正统十三年间,重修广善寺时，对石窟又进行了大规模重修,绘制大量明代壁画。 石窟形制主要有3种：①五柱型（或五塔型）,洞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窟中偏后有中心柱，四面开龛，洞窟四隅，各有一分层方柱，形成五塔式；②中心柱型，洞窟平面呈方形，中心方柱直通窟顶，双层龛顶部四面成斜坡，形成覆斗顶；③覆斗顶型，平面呈方形，顶部覆斗藻井，三壁开龛。前2种多为北凉、北魏窟,后者多为隋、唐窟。
洞窟残存一些塑像和壁画。雕塑中有北魏石佛头像，北周、隋菩萨像和唐代释迦说法像。13窟系唐代造像，一铺七躯。本尊为善跏坐弥勒大像，高约26米；两侧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虽经历代重修，仍然保留着唐代风貌。第2、3窟亦为唐窟，三龛像，其中彩塑多毁于1927年地震。现存第3窟的释迦结跏像和二胁侍、第2窟的两身供养菩萨，造型匀称，面相丰润，身姿自然，以洗练的手法，表现了温静娴雅的神情，堪称唐塑杰作。壁画保存不多，表层壁画多为西夏、元、明之作，在剥离重层壁画中露出了北凉、北魏、西魏和隋、唐残画。其中北凉壁画，别具风格，菩萨像直鼻、大眼、厚唇、白鼻梁、宝冠卷发，上身半裸，腰裹长裙，受西域早期壁画影响，与敦煌北凉壁画、酒泉北凉石塔线刻画和炳灵寺西秦壁画风格相近，又有凉州本土特色，具有朴拙之美。
艺术影响
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开凿天梯山石窟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绘家。昙曜等人在完成天梯山石窟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佛教中心的东移，东下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了新的开凿生活，成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重要技术力量，昙曜则成为北魏的佛教领袖。据历史记载，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至平城，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既反映了凉州的人口众多，也说明了佛教的兴盛。这3000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着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北魏灭北凉结束了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其艺术受到重创，凉州的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一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兴盛，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的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了河西石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发展。敦煌石窟中的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石窟。
迁往平城的工匠、僧人中不乏高僧法师。据《释老志》、《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后，任道人统（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并于公元452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于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了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和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是全国石窟之冠。据 《魏书·释老志》记载，魏文成帝 拓跋睿和平年间，是由凉州僧人昙曜主持，开凿石窟五所，即第16至20窟。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60年，无数的雕塑家在53个洞窟里雕刻了佛像、飞天等5?1万多件。其间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而凉州僧人及其工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文化和石窟寺艺术方面，北凉和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的。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西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了巩县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艺术风格，无不体现着天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南朝文化和中原传统汉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因此，天梯山石窟称为石窟之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发展历史
起源
据历史记载，439 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到平城，其中有僧侣 3000 多人。这是个非常大的数字，既反映凉州的人口众多，也说明佛教的兴盛。这 3000 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的创造者，推动了北魏崇佛风气日渐兴盛。
北魏灭北凉结束河西地区140余年割据而繁荣的局面，曾经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艺术受到重创，凉州僧人纷纷外流，除迁平城外，部分向西迁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进敦煌佛教的兴盛，使敦煌成为继凉州之后河西佛教中心，并推动河西石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发展。敦煌石窟中盛唐大佛（130窟）和天梯山的大佛艺术风格相似，说明天梯山石窟开凿及其艺术风格和建筑风格直接影响到敦煌及河西石窟。
迁往平城的工匠、僧人里不乏高僧法师。据《释老志》和《世祖纪》、《高祖纪》记载，凉州僧人师贤到平城之后，任道人统（ 管理宗教事务的官职 ），并在公元452年建议并亲自主持，开始造帝王化佛教石像。
经过
公元460年，师贤去世，凉州高僧昙曜继其职，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继续主持造像工作，并在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云冈石窟的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与代表作。
后经历代开凿，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为全国石窟之冠。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年间，由凉州僧人昙曜主持，开凿石窟五所，即第16到20窟。
之后陆续兴建，前后历60年，无数雕塑家在53个洞窟里雕刻佛像、飞天等51万多件。其间最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前。这些宏大精美雕塑，是雕塑家们智慧和艺术才华结晶，而凉州僧人及工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文化与石窟寺艺术方面，北凉与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驰名中外的龙门石窟是继云冈石窟之后开凿。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迁都到洛阳，从这时起，历经东魏和西魏、北齐直至明清，营建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同时还开凿巩县石窟和附近的几座石窟。龙门石窟建造艺术风格，无不体现着天梯山石窟和云冈石窟特点，具有强烈的南朝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色彩，又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
因此，天梯山石窟称为石窟之鼻祖是当之无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从年代上确定石窟艺术在佛教史和美术史上的地位。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石窟中的影响。如果单从年代上看，新疆的许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对中原石窟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或影响甚微。
按史料记载，莫高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前凉升平十年（366），炳灵寺石窟169号的题记是公元420年，天梯山石窟创建于412～439年。从年代上看天梯山石窟比莫高窟迟一些， 与炳灵寺石窟基本相当。但这两个石窟尤其是莫高窟影响非常大，一提石窟，必称莫高窟和云冈、龙门。但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并不有名，也没有对云冈、龙门产生直接影响，反而是凉州僧人及其天梯山石窟，声名显著，对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专家们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虽为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艺术开创地，但它正式开窟建寺的时间要从420年北凉灭西凉之时算起。莫高窟历史上出现的开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时（516～528年）。这时随着洛阳的一批官宦、僧侣和工匠的进入，中原汉风在这里开始流行。而这已经是天梯山石窟开凿100年以后的事。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石窟的影响过程应当是：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这里并非有意贬低莫高窟而提高天梯山，而是从影响和源流关系上探索出中国石窟的一种发展脉络，用事实说明，真正影响中原石窟风格的非天梯山石窟莫属。
据天梯山石窟管理处主任王奎介绍，1958年4月，为了解决黄羊河下游8万农业人口的生活用水和17.9万亩的耕地用水，武威市决定在天梯山石窟右侧不远处兴修黄羊河水库。而天梯山窟址恰好地处水库淹没区。为了不让石窟中的塑像和壁画被水淹没，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天梯山石窟中大量的塑像和壁画被拆了下来，搬运到甘肃省博物馆。
由于当时运输条件所限，这些文物一经迁移就受到了破坏。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的40多年中，因为博物馆改建扩建，这些天梯山文物又经几次搬运，部分塑像和壁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2006年，国家文物局要求将这批文物进行原汁原味的修复并运回原址，于是这批文物又被运回了武威。
有着“石窟鼻祖”之称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因修水库使窟内文物被搬迁至兰州，这批被省博物馆保存管护了近半个世纪的文物，将重回故里，使石窟遗址与石窟原文物重新“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1958年，由于在石窟附近修建黄羊河水库，灌溉下游万亩粮田，为了保护文物，甘肃省政府决定对洞窟内部分文物搬迁保护，组织以常书鸿为队长的文物搬迁保护机构，敦煌研究院、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对石窟文物进行清理搬迁。除大佛窟外，距地表几十米高处的小洞窟内49身塑像、100多平方米的壁画及25箱残片均搬迁至省博物馆保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武威市及相关水利专家多次对黄羊河水库测量，发现当初过高估计了蓄水水位，水库对小洞窟的文物并不造成威胁。
1992年，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专家组会议经论证，按照不可移动文物尽可能在原址、原位保护的原则，批复在原址、原位修复天梯山石窟文物。1993年，省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在原址、原位进行修复。在省政府的关心和省文物局的协调下，省博物馆和武威市、凉州区就天梯山石窟文物的移交达成协议。
现状
在国家和省上的支持下，武威市先后投资600多万元，维修了大佛窟防渗水围堰、修建了天梯山石窟陈列馆、进行了环境整治等，积极做好迎接文物回归的相关工作。省博物馆多年来对天梯山石窟文物的保护、修复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总计移交的579号文物回归武威后，武威市将组织专家对文物进行修复，然后在天梯山石窟原址陈列展出。
2005年12月24日，省上举行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签字仪式，标志着文物正式回归武威。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约40多公里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被北京大学原考古系主任、中国著名石窟专家宿白教授称为“石窟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