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位于中国中东部，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5世纪，7世纪完成第一次全线贯通，13世纪完成第二次大沟通，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与水利功能。
中国大运河是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漕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它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运河发展的悠久历史阶段，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依据历史上的分段和命名习惯，中国大运河共包括十大河段：通济渠段、卫河（永济渠）段、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段、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会通河段、中河段。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中国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这些遗产根据地理分布情况，分别位于31个遗产区内。
通济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凿了鸿沟，又名蒗宕渠（即浪荡渠），亦曰汴渠。汉魏时期又开凿了阳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邗沟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连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邗沟（山阳渎），正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邗沟疏浚而成的。
永济渠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经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秦朝开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今镇江至丹阳的运河。也就是《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丹徒水道正是江南运河所经路线。江南运河在秦始皇时已经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开凿了运河和堰埭。东晋初年，因镇江附近运河水浅，还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孙吴开凿了破岗渎。至萧梁，破岗渎废，另“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今南京）秦淮。”陈时，又修破岗渎。隋代的江南运河，只是在六朝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隋炀帝所开的江南运河是将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京杭大运河全程可分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通州区内，连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并加以疏通而成；
（2）北运河：通州区至天津市，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的下游挖成；
（4）鲁运河：临清至台儿庄，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经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运河：台儿庄至清江；
（6）里运河：清江至邗沟，入长江；
（7）江南运河：扬州、镇江至杭州。
中国大运河中的京杭运河部分，主要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鲁运河）、中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七部分河段，途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
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区，南到杭州。流经通惠河（北京-河北廊坊）、北运河（河北廊坊-天津）、南运河（天津-山东临清）、会通河（山东临清-山东枣庄）、中河（山东枣庄-江苏淮安）、淮扬运河（江苏淮安-江苏扬州）、真扬运河（今江苏仪征-江苏扬州）、江南运河（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全长1794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苏北运河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内河航道之一。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京杭大运河苏杭段有客运航线往返。江苏淮安是大运河与淮河、黄河故道的交点，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
浙江省东部宁绍平原上的主干航道西段萧绍运河（旧称西兴运河）系古代人工疏浚、开凿而成；东段利用余姚江天然水道，余姚江在余姚县丈亭以下，江宽可达150～250米，水深约4～5米，至宁波市汇入甬江。因运河穿越的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历史上只能分段航运。1966年兴建15～30吨级升船机多座，1979年又按40吨级标准浚治航道，1983年全线通航。第二期运河改造工程航道标准提高为100吨级，钱塘江沟通运河工程实施后可直达杭州，与京杭运河联结。
浙东运河据考证约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越国时称为“山阴古水道”，它从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和甬江，汇入东海。此后，经历朝历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大动脉。在越国有了杭甬运河前身的基础上，晋人沟通了姚江与萧绍平原河道的联系，使它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对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运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对它也作了整治。唐朝中叶，曾多次对杭甬运河进行疏通、深挖和修筑，并对两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运。南宋时，历时近一个世纪，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间，在杭甬运河上大规模修筑了运道和河堤，方便了运河沿线的水路交通。
运河两岸，山川秀丽，人才辈出，古迹荟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杰出代表，以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大家蜚声中外。有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还有运河畔的爱情圣殿——梁祝文化公园。招宝山留下了戚继光、林则徐等众多民族英雄的史迹。
2014年0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
大运河江苏段被纳入首批申遗范围的遗产点有，清口枢纽、双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淮扬运河扬州段、刘堡减水闸、盂城驿、邵伯古堤、邵伯码头、瘦西湖、天宁寺行宫、个园、汪鲁门宅、盐宗庙、卢绍绪宅、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江南运河无锡城区段、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江南运河苏州段、盘门、宝带桥、山塘河历史文化街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吴江古纤道、中河宿迁段、龙王庙行宫。
大运河山东段被纳入首批申遗范围的遗产点共15处，包括临清运河钞关、阳谷古闸群（荆门上闸、荆门下闸、阿城上闸、阿城下闸）、戴村坝、邢通斗门、徐建口斗门、十里闸、柳林闸、寺前铺闸、南旺枢纽、南旺分水龙王庙遗址、运河砖砌河堤和利建闸。
春秋末期，吴国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自胥溪开凿完成后，吴人可东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芜湖附近后转入长江，再渡过长江往北沿栅水到巢湖一带北入淮水。
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通漕运。在四川有李冰开凿离队，关中郑国作郑国渠，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供漕运，“皆可行舟”。
汉朝开凿了槽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脚，一直通到黄河。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山会平原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西过西小江至钱塘江边的西兴渡口，沟通钱塘江航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对后来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起了积极作用。东汉末年，曹操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等。
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在晋会稽内史贺循的主持下，又开凿了著名的西兴运河。
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到关中，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征敛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是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
南宋时，通济渠河道湮塞，至2020年已经无运河遗迹可寻。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对元朝大运河进行了扩建。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北徙，在山东省夺大清河入海，大运河全线南北断航。清朝后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曾几度倡议治理运河，但因战乱而未付诸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和1957年兴建江阴船闸和杨柳青、宿迁千吨级船闸，开始了对古老的大运河的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
1959年以后，结合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扩建了徐州至长江段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运河单向年通过能力达到近2000万吨，并扩大了沿岸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确保里下河地区1500万亩农田和80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大运河充当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历时1200多年。清代中叶后，山东北运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粮米便改由海运至天津，再转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就逐渐湮废。到1949年前山东境内河段和中运河已不能通航。里运河水位不稳，时常决堤成灾。1949年后对里运河进行了全面整治，兴建船闸和节制闸，并开辟新河道使河湖分开。在里运河的南段开辟瓦铺至六圩港间的入江新航道，缩短了与江南运河间的航程。中运河也经过拓浚和改建。为便利徐州煤炭南运，沿微山湖西侧辟了新航道。江南运河原由镇江市区入江，由于河道狭窄淤浅，已改由谏壁口入江，在谏壁建有大型船闸控制水位。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
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之区；而应漕运之需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漕运对于商业经济的促动作用尤其突出。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附载“土宜”的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也成为自然的事情。明清时期，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淮安、扬州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漕运而兴盛，但漕运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贸易机会，一定是这些城镇繁盛的主要原因。漕运带来的交通便利与商品流动，城镇的日趋兴盛，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运河一线城镇的兴衰，多与运河的流畅与否、漕运的正常与否紧密关联。漕运盛，则运河旺，运河城镇也随之兴旺发达。近代以后，运河漕运逐渐衰败，运河运输功能日弱，运河沿岸城镇随之衰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漕运、运河、城镇之间的依存关系。
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
大运河漕运毕竟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