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作》是明代将领、诗人戚继光创作的一首诗。此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转战南北、紧张激烈的戎马生涯，显示了戍边将领保卫国家的英姿雄风，表现出崇高的爱国襟怀。全诗平易自然，琅琅上口，意深情真，余味悠长。
马上作
南北驱驰报主情⑴，江花边月笑平生⑵。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⑶。
⑴南北驱驰：戚继光曾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宼的侵扰，又曾镇守北方边关。主：指明朝皇帝。
⑵江花边月：江边的花，边塞的月。这里指戎马生涯长年接触的景色。
⑶横戈：手里握着兵器。
驰骋疆场转战南北报答君王的恩情，江边的花边塞的月都笑我一生忙忙碌碌。
一年三百六十个日子里，大多数的日子是带着兵器骑着战马在疆场上度过的。
戚继光是一生戎马倥偬，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戚继光在蓟门戍边，奔波于南北之间，感慨之余，挥笔写下《马上作》这首诗。
戚继光（1528—1587），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十七岁继承父业，袭世职登州卫（今山东蓬莱）指挥佥事；旋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后因在浙、闽一带抗倭有功，升任总兵官。他一生南征北战、颇有建树。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莅戍要略》《止止堂集》等。
《马上作》是戚继光的诗歌代表作。诗人并非有意为诗，而是灵感一来，倾泻而出，顺口成章，因而不见雕饰，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气势豪壮。
此诗只有四句，却概括了名将兼诗人的平生行踪和思想。起句“南北驱驰报主情”，统领全诗，点明主题。戚继光在浙江时曾到义乌县募兵，并对这支新军进行严格训练，军纪严明，官兵同甘共苦，对百姓秋毫无犯，使军队的战斗力大振，终于在台州给侵犯的倭寇以毁灭性的打击，威慑敌胆，功勋卓著。此后，又南下，先在福建肃清境内倭寇，后入广东，平定倭乱。接着，被调北方，镇守蓟州一带十六年，边境整肃，平靖无事。这就是“南北驱驰”的具体内容。而“报主情”的“主”，自然是指君主。但在封建社会，皇帝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代表着国家因而这里既表现了戚继光存有忠君思想，又表现了他爱国的深厚感情。第二句的“江花”代指南方，“边月”代指北方，是“南北驱驰”的进一步形象化描写。而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活却以一“笑”字置之，这就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平生经历的回顾而产生的复杂心绪——有对自己舍身卫国而感到宽慰的自豪感：“神工特为东南缺，砥柱巍然立海陬”（《督兵援闽游雁山戏集为诗》；有对功名淡泊的崇高感：“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韬铃深处》）；有对朝廷媚外妥协的愤激感：“君王计在弭强胡，非干错画丹青图。胡儿得意跨马去，烽火依然暗边树”（《明妃曲》）；有对权奸只顾荒淫享乐的蔑视感：“回首朱门歌舞地，尊前列鼎问调和”（《登舍身台》）。因而这一“笑”字隐含着甜、酸、苦、辣的诸多内容。诗的前两句是以空间来表现地域之广，展示其到处奔波之苦。
第三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则以时间来表现日子之长，以示其征战不息、意志不泯。这句以口语入诗，显得平易自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指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戚维光这句诗，正是他平生生活经历的真实概括和崇高感情的高度的凝聚，因而就具有了由“巧”“浓”而致“朴”“淡”的特点。加上它与前面诗句配合，空间与时间互衬，显出得体自然的效果，这就不能视为普通日常口语了。结句“多是横戈马上行”，总括全诗，前面的“江花”“边月”，南北奔波，累月经年的坚持不懈，都是在为祖国驰骋疆场中度过的。结句与起句呼应，形象完整，感情深挚，颇具感染力。这首诗平易自然，琅琅上口，而作者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品质更让人钦佩。诗需要感情，明代焦竑在《雅娱阁集序》中说：“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指出“感至”才能“情深”。南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说“其情真其味长，其气盛”才能到“卓然天成”。由此综观《马上作》，正是有意深情真味长的特点，故能“行远”而不衰。
蓬莱人民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张翼飞《快乐的追者——浅论戚继光乐观、务实的性格》：“我们读完该诗，在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气氛中感觉到一种快乐，只一个‘笑’字，就让我们似乎看到了戚大将军的飒爽英姿和乐观自信。”（《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