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八仙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此诗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追叙的方式、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作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全诗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前不用起，后不用收；并列地分写八人，句数多少不齐，但首、尾、中腰，各用两句，前后或三或四，变化中仍有条理：在体裁上是一个创格。八人中，贺知章资格最老，所以放在第一位。其他按官爵，从王公宰相一直说到布衣。作者写八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⑴，眼花落井水底眠⑵。
汝阳三斗始朝天⑶，道逢麴车口流涎⑷，恨不移封向酒泉⑸。
左相日兴费万钱⑹，饮如长鲸吸百川⑺，衔杯乐圣称避贤⑻。
宗之潇洒美少年⑼，举觞白眼望青天⑽，皎如玉树临风前⑾。
苏晋长斋绣佛前⑿，醉中往往爱逃禅⒀。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⒁。
张旭三杯草圣传⒂，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⒃，高谈雄辩惊四筵。
⑴知章：即贺知章，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人，官至秘书监。嗜酒，性旷放纵诞，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似乘船：形容贺知章骑马马上的醉态，摇摇晃晃，像乘船一样。
⑵眼花：醉眼昏花。
⑶汝阳：汝阳王李琎，唐玄宗的侄子。朝天：朝见天子。此谓李痛饮后才入朝。
⑷逢：一作“见”。麴（qū）车：酒车。涎：口水。
⑸移封：改换封地。酒泉：郡名，在今甘肃酒泉县。传说郡城下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
⑹左相：指左丞相李适之，天宝元年（742）八月为左丞相，天宝五载（746）四月，为李林甫排挤罢相。
⑺长鲸：鲸鱼。古人以为鲸鱼能吸百川之水，故用来形容李适之的酒量之大。
⑻衔杯：贪酒。乐圣：喜喝清酒。圣，酒的代称。避贤：不喝浊酒。避，一作“世”。《三国志·魏志·徐邈传》：尚书郎徐邈酒醉，校事赵达来问事，邈言“中圣人”。达复告曹操，操怒，鲜于辅解释说：“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酒浊者为贤人。”李适之罢相后，尝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此化用李适之诗句，说他虽罢相，仍豪饮如常。
⑼宗之：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袭父封为齐国公，官至侍御史，与李白交情深厚。潇洒：洒脱无拘束。
⑽觞（shāng）：盛有酒的酒杯。《说文》：“实曰觞，虚曰觯。”白眼：晋阮籍能作青白眼，青眼看朋友，白眼视俗人。
⑾玉树临风：形容醉后摇曳之态。崔宗之风姿秀美，故以玉树为喻。
⑿苏晋：开元进士，曾为户部和吏部侍郎。长斋：长期斋戒。绣佛：画的佛像。
⒀逃禅：这里指逃出禅戒，即不守佛门戒律。佛教戒饮酒，苏晋长斋信佛，却嗜酒，故曰“逃禅”。
⒁“李白”四句：李白以豪饮闻名，而且文思敏捷，常以酒助诗兴。《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应诏至长安，唐玄宗在金銮殿召见他，并赐食，亲为调羹，诏为供奉翰林。有一次，玄宗在沉香亭召他写配乐的诗，而他却在长安酒肆喝得大醉。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玄宗泛舟白莲地，召李白来写文章，而这时李白已在翰林院喝醉了，玄宗就命高力士扶他上船来见。一斗诗百篇，一作“斗酒诗百篇”。
⒂张旭：吴人，唐代书法家，善草书，时人称为“草圣”。脱帽露顶：写张旭狂放不羁的醉态。据说张旭每当大醉，常呼叫奔走，索笔挥洒，甚至以头濡墨而书。醒后自视手迹，以为神异，不可复得。世称“张颠”。
⒃焦遂：布衣之士，平民，以嗜酒闻名，事迹不详。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卓然：神采焕发的样子。
贺知章醉酒后骑马，摇摇晃晃，如在乘船。他眼睛昏花坠入井中，竟在井底睡着了。
汝阳王李琎饮酒三斗以后才去觐见天子。路上碰到装载酒曲的车，酒味引得口水直流，为自己没能封在水味如酒的酒泉郡而遗憾。
左相李适之为每日之兴起不惜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吞吸百川之水。自称举杯豪饮是为了脱略政事，以便让贤。
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的美少年，举杯饮酒时，常常傲视青天，俊美之姿有如玉树临风。
苏晋虽在佛前斋戒吃素，饮起酒来常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干净净。
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去长安街酒肆饮酒，常常醉眠于酒家。天子在湖池游宴，召他为诗作序，他因酒醉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之仙。
张旭饮酒三杯，即挥毫作书，时人称为草圣。他常不拘小节，在王公贵戚面前脱帽露顶，挥笔疾书，若得神助，其书如云烟之泻于纸张。
焦遂五杯酒下肚，才得精神振奋。在酒席上高谈阔论，常常语惊四座。
根据新、旧《唐书》的《李适之传》及《玄宗纪》，李适之罢相是在唐玄宗天宝五载（746）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天宝五年四月之后，时杜甫初至长安。杜甫一到长安就跟汝阳王李琎有交往，常陪他饮燕游赏，自然跟汝阳王座上的“酒人”们熟识，也会听到那些已离京或已去世的诗酒旧友的种种趣闻雅事。于是一时兴起，便写出这一讴歌酒徒的诗篇。
《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俱善饮，称为“酒中八仙人”。杜甫《饮中八仙歌》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是为这八人描绘的“肖像”。
杜甫（712—770），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练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像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奭《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天宝元年（742）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746）李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李白隆重出场。李白同诗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倨傲不恭、不拘礼仪的人物形象。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饮中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宋代何汶《竹庄诗话》：见开元太平人物之盛。
宋代周知和《松江诗话》：子美《八仙歌》押两“船”字，在歌行则可，他不可为法。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蔡绦《西清诗话》云：此歌重叠用韵，古无其体。尝质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少陵《哀江头》《哀王孙》作法最古，然琢削靡砻，力尽此矣。《饮中八仙》，格力趄拔，庶足当之。
明代凌宏宪《唐诗广选》：刘会孟曰：（诗分）八篇，近之。吾意复如题画，人自一二语，集之成歌。又曰：不伦不理，各极其醉题，古无此体，无此妙。
明代李沂《唐诗援》：蔡元度谓此歌分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害。予谓此是老杜创体，参差历落，不衫不履，各极其致，彼以重韵病之，浅矣。
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子美《饮中八仙歌》中多一韵二用，有至三用者，读之了不自觉。少时熟记，亦不见其错综之妙。或谓“此歌无首无尾，当作八章。”然体虽八章，文气只似一篇，此亦歌行之变，但语未入元和耳。至“焦遂”二句，如《同谷》第七歌，声气俱尽。
明末清初王嗣奭《杜臆》：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二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
明末清初唐汝询《汇编唐诗十集》：《柏梁诗》，人各说一句；《八仙歌》，人各记一章。特变其体耳，重韵何害！《唐诗解》：其他若崔之貌、苏之禅、李之诗、张旭之草圣、焦遂之高谈，皆任其性直，逞其才俊，托于酒以自见者。藉令八人而当圣世，未必不为元恺之伦，今皆流落不偶。知章则以辅太子而见疏，适之则以忤权相而被斥，青莲则以触力士而放弃，其五人亦皆厌世之浊而托于酒，故子美咏之，有废中权之义云。
明末清初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蒋一梅曰：一篇凡八章，是传神写照语，得趣欲飞。陆时雍曰：创格既高，描神复妙。周珽曰：翠盘之舞，龙律之跃，鹅笼之书生，取盒之红线，合而为八仙之歌。开天落地异品。
明末清初黄周星《唐诗快》：八人中惟太白有谪仙之号，馀七人皆未尝仙也，然因其自号“酒中八仙”，少陵遂从而仙之。至今读其诗，不但飘飘有仙气，亦且拂拂有酒气。
明末清初徐增《而庵说唐诗》：作古诗必有解数。兹将八人截然分开，竟作八解，一解中或二语，或三语，或四语，参差不恒，诗中传记手，亦乐府之支流也。又：知章起，焦遂终，汝阳称封，李适之称爵，皆不苛。
清代张谦宜《茧斋诗谈》：一路如连山断岭，似接不接，似闪不闪，极行文之乐事。用《史记》合传例为歌行，须有大力为根。至于错综剪裁，又乘一时笔势兴会得之，此有法而无法者也。此等诗以笔健为贵、清则劲而上腾，若加重色雕刻，便累坠不能高举矣。
清代吴震方《放胆诗》：此诗有二“眠”字，二“天”字，二“船”字，三“前”字。乃自为八章，非故作重韵也。此系创格，古未见其体，后人亦不能学。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乃似一章，格法古未曾有。每人各赠几语，故有重韵而不妨碍。
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此格亦从季札观乐、羊欣论书，及诗之《柏梁台》体化出。其写各人醉趣，语亦不浪下。
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李因笃曰：无首无尾，章法突兀妙是，叙述不涉议论，而八人身分自见，风雅中司马太史也。
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渔洋评杜摘记》：“无首无尾，章法突兀，然非杜之至者。”按：此亦西樵评也。……皆谬之甚者。
清代杨伦《杜诗镜铨》：四句独详。八人以此人为主也（“李白一斗”句下）。独以一不醉客作结（“焦遂五斗”句下）。李子德云：似颂似赞，只一、二语可得其人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