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从事哲学学习研究。在高师学习期间，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对社会问题、劳苦工农以及受压迫的底层人民苦难有着天生的感受。毕业后，她担任几所中学的哲学教师，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并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和劳动压迫苦难等问题。
1934年后，她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来思考她的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到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
为了对苦难有切实和真正的体验，1934年她辞去了教职，亲自到工厂中与工人一起从事重体力劳动。首先到艾士顿的五金厂工作，后来转到布朗吉的一间工厂，最后转到巴黎郊外的一家工厂。
1936年，她志愿加入西班牙战争，到了巴塞罗那。后来因意外事件不得不退伍，转而到一间葡萄园工作，在此期间，虽然她的健康一直不好，但她从未中断从事重体力的苦工劳动。
早在1935年，她在葡萄牙的一个海边小村庄中就曾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在一个夜晚，带着她自称“工厂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奴役性的永久烙印，正像古罗马人在最卑贱的奴隶额头上用烧红的烙铁打上的烙印一样”这样糟糕的心态和身体状态，她独自一人来到海边，听着渔夫的妻子儿女手持烛火围绕着渔船列队在唱古老的感恩歌曲，悲凉得让人怆然涕下。她心里猛然体会到：“基督教实在是奴隶们最好的宗教，奴隶们不可能不信基督教，而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但这并没有表明她皈依基督教信仰，与基督相遇。因此我觉得有些学者把此次心灵的醒悟作为她信仰的开始是不对的。两年之后，在亚西西的小教堂中，基督又一次召唤了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某种身不由己的东西迫使我跪倒在地。”但直到1938年，她参加了在索雷姆的修院中复活周所有的宗教礼仪活动，在整个活动中，她感受到了“纯洁的欢乐”，同时“更好地理解在不幸中有可能热爱神圣的爱”。终于在这次活动后“基督受难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永远在我脑中扎根”。从此，薇依成为了一名独特的基督的门徒。
在薇依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她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她一边实践信仰，一边进行积极的神学思考。从1938年到1943年去世前，她留下了颇为丰厚的著作，在此期间她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在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不仅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同时她还写信给她的神甫朋友贝兰并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这些信件和写下的文章后来收集在了《在期待之中》一书中。当然，她的很多文章和心得在生前没有发表。当她死后，她的作品很多被集结成集出版。如《重负与神恩》、《在期待之中》、《关于爱上帝的杂谈》等等，薇依的全集已经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97年全部勘校出版。
1942年6月，薇依离开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兰西，去了美国，在那里加入抵抗组织。当年11月，她又去了伦敦。在舒曼领导下的部门工作，她坚持要回到法国去执行任务。但考虑她的特殊身份和种族，她提出的要求无法满足。她为了和法国人民同受苦难，坚持严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国安配给票才能够领到的很少的粗劣的食物。加上繁重的劳作，她本来就很软弱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1943年8月24日，她终于在英国阿斯福特疗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
她的哥哥安德烈·韦伊比她年长3岁，在他的帮助下，西蒙娜自幼就获得了文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6岁时，她就能背诵不少拉辛的诗句。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她的学业经常受挫，尽管如此，1924年6月，16岁的她终于通过了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是“良”。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一位中世纪前期文学专家，他在口试时给了西蒙娜19分，满分为20分。
她在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学哲学，师从于勒·赛纳以后，为进高等师范学校做准备，她在亨利四世中学学习两年，师从阿兰。阿兰发现她有哲学天才，说在她身上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关注着她，但还指出她应当“避免做过于狭窄的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考”，并说“她曾经想放弃那种抽象的、深奥莫测的繁琐探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游戏，而进行直接的分析”。
1928年，考入高师。
1931年，取得大拿和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
1931年冬—1932年春，她在那里明确表态反对政府的压制政策，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
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社深怀友情，1932年开始同该杂志合作。这本杂志使她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她对劳动者处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调到奥塞尔。
1933年，又调到罗昂。这时，她决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体验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区她在干农活时就想做这种尝试。
她在雷诺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尽管她有头痛病，身体又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已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结束，她又重操旧业，在布尔日的女子中学任教，直到1936年夏离开那里；8月初，她前往巴塞罗部，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数周的时间里，她在卡塔庐西亚前线同共和派军队一起饱受磨难，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战争灾难。后来，她返回法国。
由于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圣康坦女子中学赴任。
1938年1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又不得不中断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她决定离开巴黎；10月，在马赛暂居。
1941年6月，经女友介绍，她认识了Le. R. P贝兰，当时贝兰正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两年后贝兰被盖世太保逮捕。贝兰又介绍她同G.梯蓬相识，她住在梯蓬家里，在阿尔代什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经不住农家田间生活的吸引，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帮助收庄稼或收获葡萄，与此同时，她并未放弃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的研究，扩展梵文知识，并进一步确定了研究神秘主义和上帝这个概念的倾向，这些研究促使她写下有关天主经和爱上帝的论文。
她在冬天返回马赛，继续同贝兰讨论、研究，在贝兰的要求下，她在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会上阐述自己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
1942年3月，贝兰被任命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长，他从不曾中断同薇依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会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离法时才中断。
1942年5月15日前后，她在旅途中写信给贝兰，她称这封长信是她的“精神自传”。轮船于5月17日启程。她在卡萨布兰卡逗留了三周，经法国去美国的旅客都滞留在临时营地里，薇依在那里修改文章并定稿，她把这些文章作为精神遗产寄给贝兰。5月26日她又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对15日的信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阐发。
1942年6月底，她抵达纽约，法国临时政府委任她一项任务，她于是在11月10日动身去英国。
她在伦敦负责研究条令；她起草计划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与个人的互相间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她执意分担仍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以至拒绝医生因她过度疲务而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她严格地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
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进了伦敦弥德赛克医院，8月中，又转到康特群的阿斯福特疗养院。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个词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后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源于期待》
《在期待之中》
《重负与神恩》
《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