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石经》刻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三体石经》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24年10月10日消息，故宫推出了午门大展，“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共展出来自国内外的380件（组）展品，其中包括《三体石经》。
曹魏在洛阳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起来。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刻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
北魏时，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东魏建都邺城，统治者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但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塌堤，近半石经掉入黄河，运到邺城时，《汉魏石经》只剩下52块了。
公元579年，北周统治者又将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
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门改制成柱础。
到唐朝初年，魏征收集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国内所有《正始石经》残碑存留的文字也不过2500余字。
【名称】三体石经
【年代】三国魏
【材质】刻石
【字体】古文、小篆、隶书
《三体石经》建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三体石经》，也名《正始石经》、《魏石经》，三国时期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立。书有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者有卫觊、邯郸淳、嵇康诸说，但无定论。刻本笔法与结构都很规正，常为初学者取作范本。但因其为刻石，字形较小，笔意有失真处。须临写各体需要有一定经验才能真正领悟。----《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东汉的古文之学主要以私学的形式传习，但渐成为学术的主流。曹魏代汉后，古文之学取代今文成为官学。公元175开始所立的《熹平石经》，立于太学，所刻都是今文本。曹魏立古文经后，太学石经只有今文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到241年（废帝齐王芳正始年间），遂刊刻古文经于石，与今文经并立太学。
三体石经的内容，主要是《尚书》和《春秋经》。《尚书》当即马融、郑玄所传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春秋经》当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二篇本《春秋石经》，而不是今文家的十一篇本。
另外，《隶续》所录三体石经有《左传·桓公七年》9字，《左传·桓公十七年》26字。马衡认为《隶续》所收《左传》遗字是试刻，非正式刻文（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还有《论语》、《急就篇》以及其他出处不明的残石，均为只言片语，可能都是试刻。
三体石经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每字有三体，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古文居上，篆、隶分列下方。品字式只见于《尚书》开头的两篇《尧典》与《皋陶谟》（三体直下式也有此两篇）。另有古文一体残石，古文、篆书二体残石。《三体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数各不相同。王国维经推算认为最可能是35碑，马衡根据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经，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
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碑文刻成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前来校拓，对其时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体石经刻成后，与汉熹平石经并立于洛阳太学。自311年永嘉之乱始，王弥、刘聪陷洛阳，焚毁二学（《晋书·王弥传》），石经应已有所损毁。从《魏书·冯熙传》所记“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知北魏石经已被严重损毁，七零八落地分散了。537年（东魏孝静帝四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579年（北周大象元年）二月，又自邺还涉洛阳。586年（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后唐代魏征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洛阳白马寺村南龙虎滩发现《尚书·君奭》篇残石110字，古文占36字，初归丁树祯，后归周进。
1922年12月间，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朱圪塔村发现《尚书·君奭·无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残石，而《君奭》篇正好与龙虎滩所出相衔接，原石大，估人从中折为两段，共1771字，古文约580字，归河南图书馆，后又出有《尚书·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残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还有一百多块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余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数无法统计。
1945年，西安市许土庙街（为唐时中书内省旧址）首次发现三体石经《尚书·康诰》残石一片，仅表刻，无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占11字。
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离上述出土地附近又发现石经残石一片，表刻《尚书·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经文，残存10行50字，古文15字。
发现时间 处所 内容 石经字数 古文字数
1053年 （宋·洪适《隶续》著录）《尚书·大诰·文侯之命》819字 307字
《春秋·桓公·庄公·宣公·襄公》
1895年 洛阳白马寺村《尚书·君奭》110字 36字
1922年 洛阳朱圪塔村 《尚书·君奭·无逸》 1771字 580字
《春秋·僖公》《尚书·多士》 229字 76字
1945年 西安许土庙街 《尚书·康诰》 35字 11字
1957年 西安许土庙街 《尚书·梓材》 33字 8字
《春秋·成公》 50字 15字
3047字 1033字
《三体石经》的古文，应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当是古书抄写中讹误所致。北魏江式在《论书表》中称，《三体石经》“较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说明石经的古文字法与书法，已经异于汉朝所传的古文。《说文解字》中录写的古文，与发掘出土的战国文字如长沙缯书、侯马盟书、长沙简策、中山国铜器铭文均不同，古文字学家张政烺说：“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三体石经》上书刻的古文，许多笔画“头粗尾细”，并且呈弯曲状，像蝌蚪之形，但魏国古文的笔画不是全部类似蝌蚪形，比如横和竖，两端尖锐，中间粗，似柳叶状，这是笔画形态的特点。古文的结构特点，和秦篆比较，有的繁化，有的简省。这些写法与《三体石经》上的小篆异形，正说明古文是战国时期“六国古文”的遗绪。曹魏时期，兼通儒学的书法家对古文的重视甚于小篆，所以三体中首列古文。在汉代，研究古文是为了读通古文经，因此精通古文的书法家同时是文字学家。曹魏时期，尽管新书体时髦，但没能动摇古文书法的地位。
《三体石经》从宋代至二十世纪所见残石，约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占三分之一强，可得一千字以上，这个数字虽仅占石经刊立时总数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经的面貌已大体可见，特别是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古文史上尤为可贵，汉语古文字学家曾宪通1980年将此一千多字古文加以整理，汰其重复，得单字四百四十文，再加粗略分类，得出如下几个数据：
（1）、石经之古文同于《说文》古文者七十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六。
（2）、石经之古文同于《说文》篆文者一百五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五。
（3）、石经之古文同于甲骨文及金文者八十七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
（4）、石经之古文同于六国文字者五十六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三。
（5）、石经之古文形体讹别不知所从者六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五。
邯郸淳卫觊嵇康三家说
关于碑文出自谁人之手，主要有邯郸淳、卫觊和嵇康三种说法。
邯郸淳是汉、魏间著名的书法家，萧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人矩，方圆乃成”。以邯郸淳为《三体石经》书人出于北魏人江式的上表。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514年（延昌三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吉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及姚晋圻《汉魏石经考序》等皆从之。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按：出于邯郸淳之说）流传甚广，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卫觊亦一代书法名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他“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音，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经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嵇康的书法也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列入妙品。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人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非邯郸淳书，主嵇康书。
除上述三说外，又有张揖和韦诞二说。案二说征于史籍皆无确据，多出臆断，故本文（按：即《魏〈三体石经〉书人略论》）不取。
质疑三家说
邯郸淳说质疑：查《后汉书·列女传》公元151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立《曹娥碑》，唐人李贤等注引《会稽典录》云：“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据1957年6月西安市出土的《三体石经》残石，石经建于241年（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距151年已达九十年之久，而邯郸淳“时甫弱冠”，则到立石经时年至少当在百十岁以上，即使尚在人世亦已耄耋之极，断无力担当如此浩大的工程。
卫觊说质疑：据《晋书·卫瓘传》，卫瓘“父觊，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查卫瓘被害在291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时年七十二”，则年“十岁”当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是为卫瓘卒年。而《三体石经》建于241年，时卫觊已卒12年，岂能来书写石经。
嵇康说质疑：《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卒于280-289年间（西晋太康中），“时年三十七”。以此推算，则他的生年当不会早于242年，据上考，时《三体石经》已经建立。而《晋书》和《赵至叙》却又说他“年十四”，才见嵇康“于学写石经”。如以赵至生于242年推算，“年十四”当在256年（甘露元年），时《三体石经》建已15年。可见嵇康此时来太学写石经应是抄写或摹写之意，这同《后汉书》述《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和《晋书》说石季龙“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一样，决非书写或写刻石经。
集体合作书写
一、《三体石经》实非一人所书，而是有集体合作书写的。这一集体应由分别擅长于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不同字体书写的书法家组成，分工书写上石，总人数当不会少于《熹平石经》的书写者。
二、历代流传最多，影响至今的邯郸淳、卫觊和嵇康三人虽然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但他们不仅不可能单独书写石经，而且三人皆不可能参与石经的集体书写工作。
三、至于《三体石经》书写人的具体名单，因原碑损毁严重，自宋以来出土残石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加上《三国志》等文献的阙载，在新的考古资料发现以前，尚不宜妄加推断。
由于《三体石经》碑文不同于《熹平石经》仅用隶书一体。而是以古、篆、隶三种不同的字体写刻，因此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尊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字。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三体石经残石。
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隶书35字，计11行110字。
铭文为《尚书·周书·君奭》内容。残石录文：
（残）嗣前（残）施于（残）天弗庸释（残）受命时则有（残）衡在大戌时（残）家在祖乙时（残）惟兹有陈保（残）纯若命则商（残）甸矧咸奔走（残）若卜筮罔不（残）嗣天灭威（残）。
石经残石题跋
曹魏三体石经春秋残石
丛文俊题跋：
据载：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昭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刻《尚书》《春秋》二经，立于洛阳太学之前，其书写者已不可考。晋时始有崩坏，然《旧唐书》唐六典均言，书学生课业，“石经三体书，限三年成读”。知其唐时大体尚存，后屡经丧乱损毁，最终末于土中。至晚清始，陆续有残石出土，亦渐有拓本传世。余曾见清拓数种，此虽稍后，亦不曾逊色，足以宝于箧中，留待秘玩焉。因篆于前以志之。
古文本于六国之迹，发现于西汉王莽时，列入学官，东汉以古文经盛，书法亦有传习，汉末渐入旁流，旧貌不复，可见卢植上灵帝书。所谓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者殆此，《四体书势》亦言及因科斗之名遂效其行之风气，此石经文字即其证也。余概言之为装饰书体。
小篆始于秦汉，承之而于笔法有所改易，悬针垂露之类乃出，然此石经能恪守玉筋正传，其画有若铁石陷壁，而气势恢宏，足以为百代法，堪与秦囗诸刻媲美。其隶书已不复炎汉之自然生动，后世有方折平硬，如折刀头之目，或以为传自梁鹄、毛宏一系，然无证。其时钟繇亦擅此法，有妙尽许昌之碑、之叙论，推誉甚隆，世人争效之。虽则若是，此经之隶，仍不失能品，亦便初学可宝也。
戊子年孟秋时节，有幸得观千古名迹，感慨颇多，因为之题识，以效前贤焉。文登丛氏文俊于丰草堂。
曹魏三体石经春秋残石，记鲁僖公廿八年至卅年事。此其旧拓，为余所见第四本，弥足珍贵，可宝也。文俊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