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此诗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前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着诗人对开元盛世的眷怀之情；后两句是对安史之乱后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全诗语言极平易，而含意极深远，内涵极丰满，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表达了时世凋零丧乱与人生凄凉飘零之感。
江南逢李龟年⑴
岐王宅里寻常见⑵，崔九堂前几度闻⑶。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⑷。
⑴江南：此谓江、湘之间，今湖南省一带。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乐师，擅长唱歌。因为受到皇帝唐玄宗的宠幸而红极一时，常在贵族豪门歌唱。“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卖艺为生。
⑵岐王：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本名李隆范，后为避李隆基的名讳改为李范，封岐王，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寻常：经常。
⑶崔九：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书令崔湜的弟弟。唐玄宗时，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崔姓，是当时一家大姓，以此表明李龟年原来受赏识。
⑷落花时节：暮春，通常指阴历三月。落花的寓意很多，人衰老飘零，社会的凋弊丧乱都在其中。君：指李龟年。
岐王府邸里时常相见，崔九堂前您的音乐多次听闻。
如今正是江南的大好风景，在落花时节又重逢李君。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当时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宫廷歌唱家李龟年的歌唱艺术。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带。大历四年（769）三月杜甫离开岳阳到潭州，居留到第二年春天，和流落江、潭的李龟年重逢，回忆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邸频繁相见和听歌的情景，感慨万千，于是写下这首诗。
《云溪友议》载：“明皇帝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唯李龟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712—770），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此诗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有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他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原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集中的地方，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诗人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诗人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多年过后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读者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诗人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犹如要拉长回味的时间。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诗人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如同是即景书事，又如同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这四个字，暗喻了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但诗人丝毫没有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显得蕴藉之极。清代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诗人这种“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是不难领会的；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像《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像是剧作家从杜甫的诗中抽绎出来的一样。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沧桑巨变。世境离乱，年华盛衰，人情聚散，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元代范梈《木天禁语》：绝句篇法：藏咏。
清代黄生《杜诗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为正声，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清代黄生《唐诗摘钞》：一、二总藏一“歌”字。“江南”字见地，“落花时节”见时，四字将“好风景”三字衬润一层。“正是”字、“又”字紧醒前二句，明“岐宅”、“崔堂”听歌之时，无非“好风景”之时也。今风景不殊，而回思天宝之盛，已如隔世，流离异地，旧人相见，亦复何堪？无限深情，俱藏于数虚字之内。杜有此七言绝而选者多忽之，信识真者之少也。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四句浑浑说去，而世运之盛衰，年华之迟暮，两人之流落，俱在言表。
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之婉情；“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温庭筠之哀调。以彼方此，何其超妙！此千秋绝调也。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含意未伸，有案无断。
清代杨伦《杜诗镜铨》：邵云：子美七绝，此为压卷。
清代黄叔灿《唐诗笺注》：“落花时节又逢君”，多少盛衰今昔之思！上二句是追旧，下二句是感今，却不说尽，偏着“好风景”三字，而意含在“正是”字、“又”字内。
清代李锳《诗法易简录》：少陵七绝多类《竹枝》体，殊失正宗。此诗纯用止锋、藏锋，深得绝句之味。
清代胡本渊《唐诗近体》：含意未伸，有案无断；而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清代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上二句极言其宠遇之隆，下二句陡然一转，以见盛衰不同，伤龟年亦所以自伤也。
清末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少陵为诗家泰斗，人无间言，而皆谓其不长于七绝。今观此诗，馀味深长，神韵独绝，虽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刘禹锡之“潮打空城”，群推绝唱者，不能过是。此诗以多少盛衰之感，千万语无从*起，皆于“又逢君”三字之中，蕴无穷酸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