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应（英语：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该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Wilson）及乔治·凯林（George L.Kelling）提出，并刊于《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
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这个现象，就是犯罪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于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记录设备都还没陈设好，停在纽约布朗克斯的跑车就已经出现第一组“破坏者”，并且想私吞这辆跑车。爸爸吩咐妈妈清理车厢，自己则动手拆电瓶，不忘提醒儿子查看置物箱。来来往往的不论开车或行走的路人，都停下来在这个拆除大赛中抢走车子上任何值钱的东西。紧接着重头戏来了，一位“破坏者”在有系统地拆卸后，成功扒走这辆置于纽约的跑车。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人们路过、开车经过它，看着它，整整一个星期，竟然没有任何人对它“下手”。
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1.社区开始出现失序的情形，部分居民迁出社区。
2.未能迁离社区的居民因担心自身安全，对区内的事务漠不关心。
3.地区的监察力下降，社区的治安进一步恶化。
4.区内更多的居民迁走，仍然留在区内的居民则更加退缩，减少外出时间。
5.外来的犯罪分子入侵社区，令犯罪数字持续上升。
“第一扇破窗”常常是事情恶化的起点。这一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比方说，你分别到两位朋友家做客。朋友甲的家里窗明几净，地板上一尘不染。如果他忘了给你准备烟灰缸，你一定会在点烟之前请他帮你找一个烟灰缸，而决不忍心让烟灰落在光亮的地板上。而朋友乙的家里是随处可见的尘土和纸屑。估计你也懒得要朋友给你找烟灰缸了，而是任由烟灰飞散，或是直接把烟蒂扔到地上了。
事情的恶化当然还离不开后面那一双双推波助澜的手。面对“第一扇破窗”，我们常常自我暗示：窗是可以被打破的，没有惩罚。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第二双手、第三双手……去市场买瓜子，抓了几个尝尝。瓜子皮呢，你放哪儿了。是不是看到地上已有一片瓜子皮了，就将自己磕的皮也扔地上呢？大热天走在街上，买根雪糕，半天没有找到垃圾筒，你会将包装纸放在哪儿。是不是找个有垃圾的角落，悄悄地扔掉呢？路上的噪音、墙上的笔迹、地上的痰迹就这样越来越多，我们离优雅、文明、公德就这样越来越远。
“环境早就脏了，我扔的这点儿垃圾根本起不到关键性作用”、“反正也不是我先这么做的”，不少人会这样辩解道。其实，这些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错了就是错了，影响的大小并不能改变行为错误的本质，别人的错误更不会是证明你无错的理由。勿以恶小而为之，规范自我，不要让“破窗效应”一再发生。其实，人和环境之间是互动的，环境的好坏是人的行为的体现。我们许多人抱怨环境恶劣，可他们却很少反思自己的言谈举止。不少人盯着社会的阴暗面，结果自己的心灵也变得狭隘和阴暗，自己不自觉地成为了社会上的一扇“破窗”。
我们不仅不能做第N次打破窗户的人，我们还要努力做修复“第一扇窗户”的人。即使是当我们无法选择环境，甚至无力去改变环境时，我们还可以努力，那就是使自己不要成为一扇“破窗”。
从“破窗效应”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就如刘备那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破窗理论”是法国19世纪经济学家巴斯夏作为批评的靶子而总结出来的，见其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下面是这一段的译文：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萨姆纳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个看客，看到这种局面的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破窗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损害有益”，是指，假设在市场完全饱和的情况下，一个人砸碎了理发店的玻璃窗，这一行为虽然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师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商机，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给社会带来的机会却是连锁性的，于是得出结论:打碎一块玻璃，提供了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
这个理论乍一看来，似乎确实很有道理。在市场处于饱和的状态下，供需大体一致，不存在新的需求，也不存在新的供给，若生产能力增加，那就意味着生产过剩，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而此时只要让物品的占有者遭受一次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就会产生对商品新的需求，这个需求缺口就能带来供给的增加，重新使得供需达到平衡。
这个理论与凯恩斯“挖坑理论”惊人地相似。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写道:“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并把这些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人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就不会存在，而且，在此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他甚至还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宏观调控“鼻祖”的这番言论，成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理论者崇信的教条。
但“破窗理论”的谬误之处有三：首先其前提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其次灾难破坏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都谈不上“零和博弈”。再次“以破坏来创造需求”是一种为了获得经济增量而牺牲存量的愚蠢行为。破坏创造需求这种行为，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产生“双重成本”:一个是机会成本，这部分有限的资源本来可以挪作他处，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个是毁灭成本，就是对已有财富的破坏形成的巨大损失。
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住嘴！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个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用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让我们看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整个工业，还有全国劳动的总量，都不受影响。
让我们站在詹姆斯·B.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
第二种情况是，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
而由于詹姆斯·B.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于是，我们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丧失了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利润”。
英迪斯特利埃先生，你对此有何看法？好心的查曼斯先生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的计算，很有独创性啊，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读者们必须谨记记，这个世界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B.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件破坏行为，而只能享受一样。另一方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的生意由于事故而增加了。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以为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巴斯夏在为自由贸易辩护），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巴斯夏对于有些经济学家的短视和荒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我看来，这些经济学家要么是缺少正确的知识，他们从错误的假设出发，经过错误的逻辑推理，最后当然是得出错误的结论；要么，他们就是缺乏常识，而被神秘的数字给震慑住了，给宏观指标的数字游戏迷惑住了。
但愿不要有人又站出来说，美国这次遭受恐怖袭击，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建筑业、市政建设的繁荣，玻璃工也可以创造出多少GDP。中国的“玻璃工”可太多了。中国的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打破的。
有人认为上述假设是在资源拥有者（店主）会主动愿意用6法郎去换一双新皮鞋。可问题的关键是大部分资源拥有者不会主动去（所谓的越有钱越抠门）消费。这就是破窗带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其实与其是否买鞋无关，即使他贪财，将钱存入银行，那么本身也属于间接促进投资消费，并以杠杆效应放大（经济学常识）。而无论其将钱存入银行发挥杠杆效应以促进投资，甚或是确实藏在家中，结果都是单纯地影响货币供给，这本身便是市场体制下中央银行所能调配的，而不会如同破窗般造成无谓损失。
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体会：桌上的财物，敞开的大门，可能使本无贪念的人心生贪念；对于违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关组织没有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引起员工的重视，从而使类似行为再次甚至多次重复发生；对于工作不讲求成本效益的行为，有关领导不以为然，（放纵）使下属员工的浪费行为得不到纠正，反而日趋严重。等等。一间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上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而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人们就会（产生从众心理）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理论”的表现。
有一家百来号人的企业，公司规定上班时间必须佩戴工牌。虽然制度上规定：如果发现不戴工牌，每次罚款20元。最初一、两个员工没有照做，但管理层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严格执行该项规定。一个月以后，不戴工牌的员工由最初的1、2个，发展到几乎50%的员工都不戴工牌，员工对此事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管理层并没有“令行禁止”反而一再纵容，严重影响公司士气和员工的精神面貌。
美国有一家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以极少炒员工鱿鱼而著称。有一天，资深车工杰瑞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会儿，就把切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放在一旁。没有防护挡板，虽然埋下了安全隐患，但收取加工零件会更方便、快捷一些，这样杰瑞就可以赶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了。不巧的是，杰瑞的举动被无意间走进车间巡视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雷霆大怒，令他立即将防护板装上之后，又站在那里大声训斥了半天，并声称要作废杰瑞一整天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杰瑞就被通知去见老板。老板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
离开公司那天，杰瑞流泪了，工作了几年时间，杰瑞有过风光，也有过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公司从没有人对他说不行。可这一次不同，杰瑞知道，这次碰到的是公司灵魂的东西。
纽约市交通警察局长布拉顿受到了“破窗理论”的启发。纽约的地铁被认为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针对纽约地铁犯罪率的飙升，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交警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论”为师，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携带凶器。结果，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治安大幅好转。他的做法显示出，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温床。因为针对这些看似微小、却有象征意义的违章行为大力整顿，却大大减少了刑事犯罪。
20世纪70、80年代纽约以脏乱差闻名，环境恶劣，同时犯罪猖獗，地铁的情况尤为严重，是罪恶的延伸地，平均每7个逃票的人中就有一个通缉犯，每20个逃票的人中有一个携带武器者。1994年，新任警察局长布拉顿开始治理纽约。他从地铁的车箱开始治理：车箱干净了，站台跟着也变干净了，站台干净了，阶梯也随之整洁了，随后街道也干净了，然后旁边的街道也干净了，后来整个社区干净了，最后整个纽约变了样，变整洁漂亮了。现在纽约是全美国治理最出色的都市之一，这件事也被称为"纽约引爆点"。
在日本，有一种称做“红牌作战”的辅助管理活动，目标是提高企业现场环境、效率和产品质量。我们可以引用管理顾问迈金塔的话来形容它的产生背景：“任意决定物品的存放并不会让你的工作速度加快，只能使你的寻找时间加倍；你必须分析考虑怎样才能拿取物品更快捷，并让大家都能理解这套方案，遵照执行。”
日本企业的“红牌作战”通过详细的5S方法【Seiri(整理)、Seiton（整顿）、Seiso（清扫）、Seikeetsu(清洁)和Shitsuke(素养)】，将不清洁的设备、办公室和车间贴上具有警示意义的“红牌”，也将不合理的工作程序或方式增加“红牌”以促其迅速改观，从而使工作场所变得整齐清洁，工作环境变得舒适幽雅，企业成员都养成做事耐心细致的好习惯。久而久之，大家都遵守规则，认真工作。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对于保障企业的有效运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多大城市的警方，都知道运用这个理论。他们扑灭罪行、降低犯罪率的方法，并不是费尽心力去侦破大案，“打大老虎”，而是先集中打击例如涂鸦、开快车等“小苍蝇”。他们相信，如果一个黑社会分子怯于严密的警力而不敢在街头挑起是非，他们往前跨一步作大案的机会也就不那么大了。
其实，“破窗理论”的智慧，即使没有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实验，一代政治家丘吉尔也早已掌握。
丘吉尔最不能容忍凌乱和无序，即使在战争时期。当时他曾下了一道命令，当一些建筑物在纳粹的轰炸下损毁时，只要是损坏不大的地区，破碎的窗玻璃必须尽快更换，绝不能让一些本来可以修复的建筑物被人荒废不理，看起来像个废墟。
这是因为丘吉尔知道，一旦凌乱和无序的气氛被纵容，就会对政府的管治产生威胁。如果这种气氛像瘟疫一样蔓延，国民的尊严和士气就会慢慢受到侵蚀，这场仗就会兵败如山倒，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苦练内功，提高开发自己和竞争优势。
﹡树立危机管理意识，设立危机预警系统，使企业能根据预先显现的危机信号，及时发现破窗或即将成为破窗的那块玻璃。
﹡与外界积极沟通，让其他反映迅速的人站在你这边。
﹡高度警惕，保持组织结构的简单并加强其对外界反映的灵活性。
﹡将危机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形成独特的危机管理机制。
﹡出现危机后，要妥善处理各种突发的危机事件。
核心理念：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应用要诀：维护制度，营造环境，及时补漏。
应用领域：社会生活、组织管理。
一个不轻易讲自己缺点的人才适合生存。他人善意指出缺点我们可以接受、思考。除此之外，如果你自己轻易总是对别人说出自己的缺点、不足，那么别人就会挑出你更多的不足，进而在别人眼中形成一个遍布缺点的形象。
有位画家，他把他心目中认为最美的女人画了出来，他赋予她最美的五官，最美的脸蛋，他认为这个美人是无可挑剔的。他把这幅画挂到大街上，并在旁边写了一句话，“请把你认为最不好的地方圈出来”。他原以为没人可以找出来，没想到晚上拿回来的时候发现画上都是圈圈，他非常沮丧，失落。后来有位老者告诉他，你可以换个方式，把画挂到街上，并且写上这样一句话：在你认为最美的地方画上圈，结果，那天晚上，拿回来的时候，整幅画也是画满圈圈。
如果你自己轻易说出自己的缺点，不足，那么别人就会指责你更多的不足，不要轻易打开自己的破窗户，对自己要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才有气质，每个人本来就是一辆新车，请不要打破自己的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