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的成编，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为数年来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为“医家之宗”。《黄帝内经》的内容十分广博，除医学理论外，还记载了古代哲学、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地理学、数学、社会学、心理学、音律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成果，并将这些知识和成果渗透到医学理论之中，遂使该书成为以医学为主体、涉及多学科的口著，历来受到广大医家和有关学科专家的重视，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对象。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
《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
《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
所谓“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之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其重要性。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等。之所以称“内经”，并非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是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这和“韩诗内传”、“韩诗外传”，“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庄子》的《内篇》、《外篇》，《韩非子》的《内储》、《外储》之意相同，只是《黄帝外经》及扁鹊、白氏诸经均已散佚不传。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古人主要有三种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等。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方孝孺，清代的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
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等人也持这种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其二，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其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古人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为战国时期较为可信。但也不能认为《素问》、《灵枢》所有篇章尽出战国。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认为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周木《素问纠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等人也赞同吕复。
比较科学的观点是，《黄帝内经》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是多个作者跨越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集结而成：
一、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二、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压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枢》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汉更早。
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
四、《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官”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
五、《灵枢》中个别篇章晚出，如《阴阳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句，故可断定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0）颁布太初历之后。
六、《素问》中一些篇章用干支纪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之事。《素问》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补入《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以其用甲子纪年，便可断定必在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085）颁布四分历之后；以其曾被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引用，因此一定在张仲景之先。
七、《素问》中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可以认为这两篇系唐宋间的伪作。
综合论之，《黄帝内经》成书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其笔之于书，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至于王冰之所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但依惯例认为属于内经亦无不可。
一、《素问》
《素问》之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
林亿、高保衡等人的“新校正”说：人是具备气形质的生命体，难免会有小大不同的疾病发生，故以问答形式予以阐明，这就是《素问》本义。隋代杨上善整理《内经》，迳称为《黄帝内经太素》是颇有见地的。
《素问》自战国时代成书到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时，一直保持九卷的旧制，只是到全元起注《素问》时，《素问》的第七卷已经亡佚了。王冰认为是“惧非其人而时有所隐，故第七一卷师氏藏之”的缘故。王冰自谓“得先师张公秘本”，“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由于王冰补入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七篇大论，并将《素问》全文广为次注，所以才从原来的九卷大大地扩展为二十四卷，从而成了如今流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当然还有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十二卷刊本和明代正统年间所刊五十卷《道藏》本，但其内容、篇目次第并无变动，一如王冰旧作。
二、《灵枢》
《灵枢》最早称《针经》。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就有“先立《针经》”之语，相当于自我介绍。后来又称为《九卷》，晋皇甫谧复又称之为《针经》，再后又有《九虚》、《九灵》、《黄帝针经》等名。
《灵枢》一名，始见于王冰《素问》序及王冰的《素问》注语中。王冰在注《素问》时，曾两次引用“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络”这句话，在《三部九候论》中引用时称“《灵枢》曰”，在《调经论》中引用时又称“《针经》曰”，可知《灵枢》即《针经》。而其他《素问》注中所引《针经》，皆为《灵枢》之文，则更证明了这一点。
《灵枢》名称的演变大略如此，而其命名之义则需具体分析。马翃和张介宾认为是因为枢机之玄奥。《灵枢》主要研究的是针刺问题，故称《针经》；因其卷帙为九卷，故名曰《九卷》，并因此而有《九灵》、《九虚》等名。
至于《灵枢》，虽有《九卷》、《九虚》、《九灵》和《针经》等几个传本系统，但隋唐以后都亡佚了。宋代林亿、高保衡等人校正医书时也因其残缺过甚而欲校不能。南宋史崧所献的《灵枢经》虽与王冰所引之《灵枢》及王唯一所引之《灵枢》在内容上均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存世的唯一版本。史崧之所以将《灵枢》改成二十四卷，也只是为了与王冰所注之《素问》卷数相同而别无深意。因为原本这两部书都是九卷，所以最终都成了二十四卷。
元代胡氏“古林书堂”刊本将《灵枢》并为十二卷，也是与其所刊《素问》十二卷本相匹配。至于明刊《道藏》本之《灵枢》只有二十三卷而不是五十卷，则是因为《灵枢》较《素问》文字量少的缘故。
总之，王冰次注的二十四卷本《素问》是现存最早、又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版本。
史崧改编的二十四卷本《灵枢》是现存最早和唯一行世的版本。
《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老子在《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认为构成世界的原初物质是形而上者的“道”。宋钘、尹文将这种原初物质称之为“气”。《黄帝内经》受这些学说的影响，也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在天地未形成之先便有了气，充满太虚而运行不止，然后才生成宇宙万物。这其实是揭示天体演化及生物发生等自然法则。在宇宙形成之先，就是太虚。太虚之中充满着本元之气，这些气便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开始。由于气的运动，从此便有了星河、七曜，有了阴阳寒暑，有了万物。阴阳五行的运动，总统着大地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发生与发展。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是相参相应的，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发生影响。《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说人和宇宙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按照四时的法则而生长。人生天地之间，必须要依赖天地阴阳二气的运动和滋养才能生存。
人体的内环境必须与自然界这个外环境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人对自然要有很强的适应性。《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显然是水液代谢方面对外环境的适应。人的脉象表现为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同样是由于人体气血对春夏秋冬不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以此达到与外环境的协调统一。如果人们违背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就有可能产生病变。就是一日之内、日夜之间，人体也会随天阳之气的盛衰而相应变化。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也会受到损害。
人与自然这种相参相应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养生预防还是诊断与治疗，都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
三、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
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这在生命开始时已经决定了。具有生命力的父母之精相媾，也就是阴阳二气相媾，形成了生命体。生命体形成之后，阴阳二气存在于其中，互为存在的条件。相互联系、相互资生、相互转化，又相互斗争。
从人体的组织结构上看，《黄帝内经》把人体看成是各个层次的阴阳对立统一体，还把每一脏、每一腑再分出阴阳，从而使每一层次，无论整体与局部、组织结构与生理功能都形成阴阳的对立统一。
四、人体是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的协调统一体
《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脏，实际上是指以肝心脾肺肾为核心的五大系统。
以心为例：心居胸中，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主神明，主血脉，心合小肠，生血、荣色，其华在面，藏脉、舍神、开窍于舌、在志为喜。在谈心的生理、病理时，至少要从以上诸方面系统地加以考虑才不至于失之片面。因此可以每一脏都是一大系统，五大系统通过经络气血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这五大系统又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相互协调、资生和抑制，在相对稳态的情况下，各系统按其固有的规律从事各种生命活动。
五、生命观
《黄帝内经》否定超自然、超物质的神的存在，认识到生命现象来源于生命体自身的矛盾运动。认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的胎始。对整个生物界，则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天地阴阳二气交合的产物。阴阳二气是永恒运动的，其基本方式就是升降出入。《黄帝内经》把精看成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也是生命的原动力。在《灵枢·经脉》还描绘了胚胎生命的发展过程：“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这种对生命物质属性和胚胎发育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
六、形神统一观
《黄帝内经》对于形体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出了的说明，指出精神统一于形体，精神是由形体产生出来的生命运动。
在先秦诸子中对神以及形神关系的认识，没有哪一家比《黄帝内经》的认识更清楚、更接近科学。关于形神必须统一、必须相得的论述颇多，如《灵枢·天年》和《素问·上古天真论》。如果形神不统一、不相得，人就得死。如《素问·汤液醪醴》和《素问·逆调论》。《黄帝内经》这种形神统一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黄帝内经》以五行为框架，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医学家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
五行 方位 时序 五气 生化 脏 腑 窍 体 志 色 味 音 声 谷
木 东 春 风 生 肝 胆 目 筋 怒 青 酸 角 呼 稻
火 南 夏 暑 长 心 小肠 舌 脉 喜 赤 苦 徵 笑 黍
土 中 长夏 湿 化 脾 胃 口 肉 思 黄 甘 宫 歌 稷
金 西 秋 燥 收 肺 大肠 鼻 皮毛 忧 白 辛 商 哭 麦
水 北 冬 寒 藏 肾 膀胱 耳 骨 恐 黑 咸 羽 呻 菽
《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精神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防养生和运气学说等等：
①“整体观念”强调人体本身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同时人体结构和各个部分都是彼此联系的。
②“阴阳五行”是用来说明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
③“藏象经络”是以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
④“病因病机”阐述了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以及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
⑤“诊法治则”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⑥“预防养生”系统地阐述了中医的养生学说，是养生防病经验的重要总结。
⑦“运气学说”研究自然界气候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指导人们趋利避害。
历代医家用分类法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其中分类最繁的是杨上善，分做18类；最简的是沈又彭，分做4卷。各家的认识较为一致的是脏象（包括经络）、病机、诊法和治则四大学说。这四大学说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脏腑组织和经络系统的生理功能、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外的表象乃至与外环境的联系等等之学说。
脏象学说是以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为物质基础的。当然有关解剖学之内容还远不止此，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不断认识、反复论证而使此学说逐渐丰富起来的，最终达到了指导临床的高度。
《黄帝内经》充分认识到“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辩证法则，使脏象学说系统而完善。脏象学说主要包括脏腑、经络和精气神三部分。脏腑又由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组成。
五脏，即肝、心、脾、肺、肾。
六腑，即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
奇恒之腑也属于腑，但又异于常。系指脑、髓、骨、脉、胆和女子胞。这里边胆即是大腑之一，又属于奇恒之腑。
脏腑虽因形态功能之不同而有所分，但它们之间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为用的。
经络系统可以分经脉、络脉和腧穴三部分。经脉有正经十二：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十二经脉首尾相联如环无端，经气流行其中周而复始。另有别于正经的奇经八脉：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注：“奇经八脉”一名始于《难经·二十七难》）
经脉之间相交通联络的称络脉。其小者为孙络不计其数；其大者有十五，称十五络脉。《灵枢·经脉》叙述的非常详细。
腧穴为经气游行出入之所，有如运输，是以名之。《黄帝内经》言腧穴者，首见《素问·气穴论》，再见于《素问·气府论》，两论皆言三百六十五穴。实际《气穴论》载穴三百四十二，《气府论》载穴三百八十六。
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包括精、血、津、液；气，指宗气、荣气、卫气；神，指神、魂、魄、意、志。精和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气和神又是人体的复杂的功能，也可以认为气为精之御，精为神之宅，神为精气之用。
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变化等等之内在机理的学说称病机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都是此学说的内容。
1.病因：引起人发病的原因很多，《黄帝内经》将其归纳为二类。风雨寒暑实为“六淫”的概括；阴阳喜怒乃“七情”的概括；饮食居处即“饮食劳倦”。可以认为这就是后世三因说之滥觞。
2.发病：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这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意。《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评热病论》所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等，都论证了这一点。
3.病变：疾病的变化是复杂的，《黄帝内经》概括病变也是多方面的，有从阴阳来概括的，用表里中外归纳的，用寒热归纳的，从虚实而论者，实指邪气盛，虚指正气衰。概括说来，有正虚而邪实者，有邪实而正不虚者，有正虚而无实邪者，有正不虚而邪不实者。
望闻问切四诊源于《黄帝内经》。
1.望诊：包括观神色、察形态、辨舌苔。
观神色者，如《灵枢·五色》、《灵枢·五阅五使》和《灵枢·五色》所载，这些在临床上都很有意义。
察形态者，是察看人的骨肉皮肤而推断病情，在临床上虚实是错综复杂的，只有知其常，才能达其变。
辨舌苔者，如《素问·热论》、《素问·刺热论》和《灵枢》所载等等。
2.闻诊：包括闻声和嗅气味。
闻声音者，是听患者的声音而诊断病情。
其次是嗅气味，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肝病其臭臊，心病其臭焦，脾病其臭香，肺病其臭腥，肾病其臭腐。
3.问诊：问讯患者的自觉症状，以诊断病情。
4.切诊：包括切脉与切肤。《黄帝内经》言切脉最详，主要为：
（1）三部九候法：即分头手足三部，每部分天地人三候。
（2）人迎寸口脉法：即兼诊人迎和寸口两处之脉，互相比较。
（3）调息法：即调医者之呼吸，诊病人之脉候。
（4）谓胃气脉：脉象之中有无胃气，至关重要，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5）六纲脉：《黄帝内经》所载脉象很多，如浮、沉、迟、数、虚、实、滑、涩、长、短、弦、细、微、濡、软、弱、散、缓、牢、动、洪、伏、芤、革、促、结、代、大、小、急、坚、盛、躁、疾、搏、钩、毛、石、营、喘等等。但常以六脉为纲加以概括。
其次是切肤：肤泛指全身肌肤，按肌肤而协助诊断的内容很多，如“按而循之”、“按而弹之”等等。但论之最详细的是切尺肤。因为脉象与尺肤有必然的联系，故诊病时亦可互相配合。
研究治疗法则的学说称治则学说。
1.防微杜渐：包括未病先防和已病防变。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皆言预防疾病，有病早治防其传变。
2.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者，是告诫医者用药勿犯四时寒热温凉之气。
因地制宜者，在治疗时不可一概而论，必须加以区别。而《素问·异法方宜论》论述东南西北中“一病而治各不同”的因地制宜甚详，如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之域，治宜毒药；北方之域，治宜灸祔；南方之域，治宜微针；中央之域，治宜导引按偁。
因人制宜者，如《素问·五常政大论》和《素问·征四失论》所载。
3.标本先后：即因病之主次而先后施治。有关标本先后施治的大法在《素问·标本病传论》中叙述最详。
4.治病求本：这是《黄帝内经》治则中最根本的一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
5.因势利导：在治病求本的基础上巧妙地加以权变。
6.协调阴阳：此为治疗之大法要义。
7.正治反治：正治亦称逆治，是与病情相逆的直折的治疗方法。比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之类；反治也称从治，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类。
8.适事为度：无论扶正还是祛邪都应适度，对于虚实兼杂之症，尤其应当审慎。切记“无盛盛，无虚虚”，即使用补，也不能过。
9.病为本，工为标：《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病为本，工为标。”这是说病是客观存在的，是本；医生认识治疗疾病，是标。医生必须以病人为根据，这样才能标本相得，治愈疾病。
10.辨证施治：《黄帝内经》虽未提出“辨证施治”一词，却有辨证施治之实。上述几点均含此意，而书中已有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八纲辨证、六经辨证的内涵。
11.制方遣药：《黄帝内经》虽载方药无多，但其方药之理已具。
12.针刺灸祔：《黄帝内经》言经络、腧穴、针刺、灸祔者非常多，仅仅补泻手法就有呼吸补泻、方员补泻、深浅补泻、徐疾补泻和轻重补泻等，这些手法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它的著成标志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在中国医学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黄帝内经》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思想，阐述人与自然以及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和养生防病治病方面的原则问题。成为中国医学的基石，中医理论体系的源泉，临床各科诊治的依据，后世奉为“经典医籍”，为学中医者必读之书。是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汉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渊薮，是一部综合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集结成书是以古代的解剖知识为基础，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以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由感性到理性，由片断到综合，逐渐发展而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学术观点。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与向前发展提供了可能。《内经》一书不仅是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是现代中医学研究发展的可靠基石。
首先，《内经》一书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如“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以及“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的记载，是对人体水液代谢过程的形象描述，成为后世治疗水肿病从肺、脾、肾三脏入手的理论基础。现代治疗肾源性水肿、心源性水肿多从调治肺、脾、肾入手，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内经》。再如，“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生气通天论》），是指过食粱厚味容易使人罹患疔疮类疾病。从现代临床来看，糖尿病足的发生、痛风病的关节肿痛，其发病无一不与过食肥甘厚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素问·五脏别论》中“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的观点，即为后世“诊脉独取寸口”的滥觞；《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的劝诫，成为中医临床遣药用方、养生防病一贯默守的至理名言。
除此而外，《内经》一书中还有许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其他内容，涉及养生、预防、针灸、调摄等诸多方面，有效地指导着人们的防病治病。特别是其中的“治未病”思想，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更为世人关注和瞩目。
《内经》的理论对于现代中医临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成书虽然已有2000多年，但人类个体自身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按照《内经》的理论，如果肺主气、司呼吸，心藏神、主血脉，脾升清、主运化，肝藏血、主疏泄，肾藏精、主气化的功能完全正常，一身气血周流畅通、运行无阻，人体就不会生病。《内经》所确立的独特养生防病视角，决定了它不仅为保障人民健康，繁衍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养生宝典。《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讲的是怎样不得病，怎样使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治未病”。《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是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国学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生命哲学，《黄帝内经》就是以黄帝的名字命名的、影响巨大的国学经典。
《黄帝内经》还蕴藏了很多哲理科学，譬如对人才管理的启示，《黄帝内经》主张以医道医德尽显人道品德。
德，作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的重要范畴，其外延，最终已转化为形成天地万物及自然天象运行的客观规律，而人才以内在之“厚德”外化为才学之“载物”，也是一种顺应自然和谐的内外统一。《黄帝内经》的问世，使中医的医德有了最早的文字表述和阐释。《内经》概括和总结了当时医家对医德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医德思想，宣告了中医医德理论的诞生。
《内经》中的医德思想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分为医学养生道德、医学预防道德、医学治疗道德和医学护理道德四个方面。人的身、心、行共同构成了生命，三者整合才能使人和谐发展。“德”管的就是心，身心不合，无以“扶正祛邪”，人才的选拔任用，也是应该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与时俱进，和谐发展，这也是现代社会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准。
《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中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战国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所引用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29种，以“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也很多。这些古文献对了解先秦时期中医发展的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伴随着中医在越南的传播与越南对中医的借鉴，同时得益于古代越南的官方文字是汉字，《黄帝内经》在隋唐时期以汉字文本的形式传入越南。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在越南落地生根，对越南传统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帝内经》自20世纪20年代起被介绍至海外，已有18个英译版，包括节译本、编译本和全译本，译者背景各异，不乏医史学家、中医临床医师等专业人员。1925年，德国学者PercyMillardDawson于AnnalsofMedicalHistory（《医学史年鉴》）上发表了一篇介绍《素问》的论文，节译了《素问》片段“Su-wen，theBasisofChineseMedicine”，这是《内经》在海外的第一个译本。此后，美国医史学家威斯女士（IlzaVeith）选译《素问》前34章翻译的TheYellowEmperor'sClassicofInternalMedicine，于1949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素问》译本。
《黄帝内经》仅代表当时医学理论水平，它是以自然哲学的思维来解释自然科学问题的理论假说，虽然发现了许多客观的规律与结论，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黄帝内经》中概念多，但定义少，需要辩证体会；书中有些概念的含义与现代不同，要区别对待。
1.《内经》是中医学理论奠基之作，是医学理论著作
《内经》分为《素问》、《灵枢》两大部分。《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养生防病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基本理论；《灵枢》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人文、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但它显然以医学内容为主，其它学科的内容也是为其医学理论服务，所以应归属于医学理论著作，是当时医学成就的总结，也是中医的理论源泉，是医学从哲学及其它学科中开始分离的标志。
2.《内经》是医家的集体智慧，但不代表中医最高理论水平
《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是集当时众多医学家、哲学家的集体智慧而成，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在历史上也是有重要价值的。它融合了那个时代其它学科的成就，如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恬淡虚无的道家养生观等，无不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健康、疾病认识的最高水平。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书中仍有很多正确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内经》代表了当时医学最高的理论水平，但并不能代表中医的最高水平。任何学科，学术水平整体都是不断前进的，中医自然也不例外。把《内经》当成圣经，把它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或证据使用，并不符合科学精神。
3.《内经》是中医学理论假说，不代表理论准绳
《内经》虽然是中医理论的源泉，书中总结与发现了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与结论，对中医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但不可否认，书中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和牵强的解释，很多理论仅是一种假说，需要后世来证实或证伪。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内经》，受制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不可能对人体进行深入、细微的本质研究，只能从宏观角度，以取象比类的方法来认识客观世界，也即用自然哲学的理论解释自然科学的问题，这样做的时候，虽然可以发现很多客观规律和正确的猜测，但必然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与歪曲的解释。不必也不能把《内经》当成宝典，而产生尊古贱今的思想，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北宋时，高丽国进献《黄帝内经·灵枢》，要求以此交换中国历代史等书。苏轼五次奏本反对，皇帝仍坚持以《册府元龟》等书换回《黄帝内经》。
2011年5月，《黄帝内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南怀瑾：《黄帝内经》，它不只是一部医书，它是包括“医世、医人、医国、医社会”，所有的医的书。
注释《黄帝内经》最早的当推南北朝梁代全元起。全氏撰的《素问训解》在《隋书》、新旧《唐书》《宋史》《通志》《崇文总目》中均有著录。《隋书·经籍志》“医方类”著录“《黄帝素问》八卷，全元起注”;《旧唐书·经籍志》“明堂经脉类”著录“《黄帝素问》八卷”;《新唐书·艺文志》“明堂经脉类”著录“全元起注《黄帝素问》九卷”;《宋史·艺文志》“医书类”著录“《素问》八卷，隋全元起注(隋)”;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黄帝素问》九卷，全元起注”;清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著录“《黄帝素问》八卷，原释，全元起”。《旧唐书·经籍志》未著录作者，应为全元起本;《宋史·艺文志》误把全元起著录为隋人。除《新唐书》《通志》著录为九卷外，其他目录书均著录为八卷。将全元起注本与王冰注本比较，便知全元起注本缺第七卷“运气七篇大论”。因此，全元起注释《素问》实为八卷，《新唐书》及《通志》著录卷数有误。
《通志》以后全元起本再无著录，可见此本在南宋后亡佚，仅在宋林亿等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少量保存注文。全元起注本虽不可复见，但宋代林亿等所引注文反映了早期《素问》传本的基本面貌，且全元起是注释《黄帝内经》的第一人，对《素问》原文注解得当，医理阐述精辟，全氏注本对后来杨上善撰写《太素》、王冰次注《素问》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仍存在文辞重复、篇次杂乱等不足。
隋末唐初太医侍郎杨上善撰《黄帝内经太素》，是我国最早的《黄帝内经》类编。《旧唐书·艺文志》著录“《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杨上善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杨上善将《素问》《灵枢》内容融为一体，分为十九类三十卷，每类又分若干子目，并在原文后注释。《宋史·艺文志》著录“《黄帝太素》三卷，杨上善注”，可见在宋代《太素》已残存仅三卷。1990年代初，在日本仁和寺发现唐人抄本。清光绪十年(1884年)，杨守敬将《太素》影抄本带回国，仅存二十三卷，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后由萧延平校正，于1924年兰陵堂刊刻出版。解放后，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影印和排印此本。注释《素问》始于全元起，注释《灵枢》始于杨上善。杨氏精于临床，见解独到;贯通小学，解释词义必考《说文解字》等诸书;注文准确晓畅，将医理与文理完美结合;但对内容的分类太过系统，难免有些繁杂。
《素问》流传至唐，诸多错误，宝应元年(762年)太仆令王冰自谓得旧藏“张公秘本”，补足此本。王冰自序云:“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本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时于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晰，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均有相关著录。王冰的主要贡献在于:改移补阙，“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古今必分，字不杂糅”(王冰自序)。阐发经旨，王冰具备高超的医技和文化素养，其注释乃上乘之作，并在注文中广泛引证古籍。重新编次，变更部分篇名，使《素问》以二十四卷本行世。④补入七篇，即《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及《六节藏象论》有关运气一段。补入后仍缺“刺法”“本病”两篇，宋刘温舒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附有此两篇原文，称《素问遗篇》。王冰注本影响深远，后经宋代林亿等校正，流传至今。
王冰注本到了宋代，“注文纷错，义理混淆”(林亿等《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北宋嘉佑年间，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高保衡等人奉敕校正《素问》，定名《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通志·艺文略》著录“《补注素问》二十四卷本”实为此本。此本卷前署“将士郎守殿中丞孙兆重改误”等字，而序文中未提此人，文献也别无记载，疑为林亿等校正后，孙兆复审定稿后署名。
此次校正工作深入细致，对《素问》版本的定型、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亿等新校正以王冰注本为底本，而又参照多种传本校订，如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全元起注本、《黄帝内经太素》等。林亿等精于训诂，且兼通医理，此次校正工作“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文者两千余条”，所增注文均以“新校正”标之，堪称善本。林亿等第一次逐篇标明全氏本的篇次，考证了王冰次注本与全元起本的对应关系，且说明了“七篇大论”为王冰补入。至此，《素问》传本的文字基本定型，后世皆沿用此本，卷数虽增减分合，文字却无大变动。
宋哲宗时，高丽国献出《黄帝针经》一部，哲宗于次年诏颁此书于天下。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四川锦官使史崧校订《灵枢》，定名《黄帝灵枢经》。自序云:“参对诸书，再行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至此，《灵枢》传本的文字已基本定型，后世皆沿用此本。
史崧的校订工作主要在于:①参对诸书，再行校正，如《难经》《针灸甲乙经》及《灵枢》别的传本。②增修音释，附于卷末。以释音为主，部分兼释义。③改编九卷为二十四卷。
二十四卷本系统指依照林亿新校正本《素问》、史崧校正本《灵枢》刊刻的各版本，以顾从德本为代表。
北宋、南宋的刊本均佚，不作介绍。金刊本:《素问》残卷，年代不详，存卷三、卷五、卷十一、卷十八、卷二十，附亡篇，藏于北京图书馆。
元刊本:癸未岁读书堂本。年代不详(元代有1283年、1343年两个癸未岁)。
明刊本: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顾从德本《素问》。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各大馆。此本刻工精良，保留宋版旧貌，堪称善本。此后据此影刻、影印者不绝。如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此本出版，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此本为蓝本，参校守山阁本，排印出版《黄帝内经素问》，成为《素问》现在的通行版本。万历十二年(1584年)绣谷书林周曰校本。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步月楼刻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本《素问》。藏于北京图书馆等。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潘之恒《黄海》本《素问》。清刊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京口遵仁堂刊本。咸丰二年(1852年)金山钱熙祚守山阁校勘本。此本校刻皆精，附顾观光校勘记，为校勘《黄帝内经》较好的版本。有1928年中国学会影印钱氏本存世。《四库全书》本《素问》。《二十二子》本《素问》等。
民国刊本:《四部丛刊》本《素问》。《四部备要》本《素问》。
国外刊本:日本、朝鲜等刊本。
十二卷本系统，从二十四卷本演化而来，以赵府居敬堂本为代表。
元本:至元五年(1339年)胡氏古林堂刻本。将二十四卷合为十二卷，内容未变动，藏于北京图书馆等。此后十二卷本成为单独的系统传世。
明刊本:成化十年(1474年)熊宗立种德堂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历城儒学教谕田经校刊本。嘉靖十年(1531年)山东布政使司刊本。嘉靖赵简王朱厚煜居敬堂刊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此本点校《灵枢》，为铅印横排出版发行，系《灵枢》现在的通行版。
嘉靖年间金溪吴悌校刊本。藏于浙江图书馆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步月楼刻吴勉学校刊《医统正脉》本《灵枢》。藏于北京图书馆等。
明书林詹林所刊本。年代不详。清刊本:《四库全书》本《灵枢》。《二十二子》本《灵枢》，清黄以周总校。
民国刊本:《四部丛刊》本《灵枢》。《四部备要》本《灵枢》。
国外刊本:日本刊本。
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正统道藏本》。《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将二十四卷本析为五十卷，内容未变动;《黄帝素问灵枢集注》将《灵枢》析为二十三卷。现存上海涵芬楼据北京白云观藏本影印的线装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