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林远岫图》纸本墨笔，纵98.7厘米，横38.6厘米，明董其昌为同年袁可立而作。
此图为近景画，坡石错落，勾勒圆浑。坡上疏林，用笔虽简而各蕴姿态。
中景水面空旷，一山耸峙，在平远的构图上颇见险势。整幅画简洁朴拙，萧散空灵。款云：“年家（侄）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年兄，赠以诗画，癸酉十月之望。”癸酉为公元1633年，作者时年79岁，而其时远在河南72岁的“大司马节寰年兄”袁可立则已于四天前病逝于河南睢州（今商丘市睢县）。明崇祯癸酉冬，致仕在家的袁可立病重，其子户部主事袁枢上疏请假回乡探望老父，顺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为故友袁可立作此诗画一幅，并通过年侄袁枢带给其父。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收藏。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对此做了专题报道。
董其昌在画的顶端赋诗题赠老友袁可立道：“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意思是说：袁可立晚年在朝堂上因为顶撞忤逆了魏忠贤而被罢官致仕，但仍然被天启皇帝眷顾着意气风发地回家了。正好像是崇祯皇帝赐予了老臣一个长生不老的寿杖，其子袁枢也经常扮作“老莱子”的模样哄其开心尽心尽孝。
清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曾为此画作跋：“文沈没浚画学芜，华亭振笔勤芟除。早岁专事董与巨。（文敏尝云画须以董巨筑基）参以房山云气殊。暮年更精大痴法，益入神妙元化俱。尔时共业有赵左，流传之迹半所模。左也形貌亦颇好，所惜气格甜以腴。何如文敏出隽爽，珊珊玉立清光敷。吾观是图又一变，木石己趁云林迂。近来艺苑矜逸品，倪黄合作人争趋。方知此体自公昉，称宗称祖宁为诬。蒋君爱画入骨髓，宝之不异宝此躯。呜呼！公画似此以稀觏，莫叹蒋君所好拘。乾隆五年秋八月秀水张庚题”。（资料参考《睢阳尚书袁氏家谱·文物卷》）
睢阳（河南睢县）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这个故事在袁可立的家乡睢县一带至今盛传不衰，成为千古美谈。而他们在少年时代谶语成真的奇缘传说数百年来也一直成为中国命相和阴阳五行学家们所乐道的话题。
王溢嘉先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一书中引述清代王椷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但都没有找到叫袁可立的人。有一天，他来到睢州（今河南睢县）闲游，走累了在一个村塾里休息，忽然看到一个少年容貌颇为奇特，他猛一惊，便好奇地向塾师请教这位少年的名字。塾师先生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听了，又惊又喜。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自己也并不富裕的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
明著名学者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中记载道：“安夫人（袁可立母亲）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及长，数有异兆，（袁可立）自知其名位所届。”今天的民权县花园乡吴老家村属古睢州地，袁可立的第十世孙媳董氏（1928—2012.2.17）老太太讲述了这样一个从袁家祖上世代相传下来的故事：袁可立幼年时，一天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尚书爷尚书爷（明天启中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请你把灯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灯光下却看到了一个光头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头就把灯盏放了上去，随口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侍郎爷侍郎爷你好大的胆”。幼年的袁可立感到很是诧异，就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爷转世，正等着您前去同读共考呢，来日当有尚书爷的名位等着您呀”。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那小鬼便消失在漆黑中。董氏老太太还说，当年与袁家结亲时，父母亲就是冲着董袁两家祖上世交的关系来的。
这两则故事出处不同，一个记载于清代笔记小说，一个出自民间口碑，但二者异曲同工，胡为印证。而且袁可立和董其昌在知道这是神明向他们泄露天机后，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都不辞辛苦地去努力奋斗，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们都能如愿以偿，先后在乡试和会试中同科考取了举人和进士，成功的兑现了两个年轻人各自所窥见的“天机”。
透过董其昌和袁可立的事业勋名及个人交往，相关的史书记载也从不同角度为上述两则故事留下了很好的注脚，这反而更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
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字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陆先生”即陆树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与董其昌同乡，官至礼部尚书。这个记载说明袁可立确实去上海和董其昌师从陆树声学习过，故事中董其昌“将袁可立带回家，亲自课读”的事实的确存在。
中国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在陆肇祥》在记述袁可立的别墅建筑群袁家山时这样写道：“淮（袁可立父名淮）甫晤而立生一生（袁可立）。文章事业董宗伯，其昌志（董其昌曾为袁可立作有《节寰袁公行状》四册）载甚详。”董其昌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袁可立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也与董其昌官阶相当。
在今天的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袁可立的《海市诗》刻石上，仍然留下了二人在事业顶峰时期的合作之笔“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字样。董在尾跋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世人将此称为珠联壁合之珍品，至今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十月，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去北京上疏申请休假回乡省亲，顺路探望了年伯董其昌，董其昌触景生情，想其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随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寄赠，该图现藏于天津市博物馆。题曰“癸酉十月之望，年家袁伯应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号节寰）年兄”。张庚《国朝画征录》：“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袁枢能成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家，与年伯董其昌的提携有很大关系。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睢阳尚书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仲孙名袁赋谌），由此足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也与传说中的袁董奇缘不应而合。
崇祯六年（1633年）冬，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八十一岁高龄的董其昌亲自将这一噩耗告诉崇祯皇帝，并以悲壮的心情为故友写下了《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四册》。款云：“明崇祯八年六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特准致仕驰驿归里邻治弟华亭董其昌顿首撰并书。”
二人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后来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年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两人一个成为旷代书画大家，一个成为一代廉吏和历史名臣。
此图为近景画，坡石错落，勾勒圆浑。坡上疏林，用笔虽简却各蕴姿态。水面空旷，一山耸峙，在平远的构图上颇见险势。整幅画简洁朴拙，萧散空灵。
款云：“年家（侄）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年兄，赠以诗画，癸酉十月之望。”
明崇祯癸酉冬，致仕在家的袁可立病重，其子户部主事袁枢上疏请假回乡探望老父，顺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为故友袁可立作此诗画一幅，并通过年侄袁枢带给其父。
题诗：“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
意思是说：袁可立晚年在朝堂上因为顶撞忤逆了魏忠贤而被罢官致仕，但仍然被天启皇帝眷顾着意气风发地回家了。正好像是崇祯皇帝赐予了老臣一个长生不老的寿杖，其子袁枢也经常扮作“老莱子”的模样哄其开心，尽心尽孝。
远山巍然挺立，绵绵不断，向下无限延伸；水平如镜，暗流涌动；缓坡疏林茂盛挺拔。
恰似二人之间的情谊，虽相距甚远，长期无法相聚，却没有因此而间断，反而加深了彼此的思念，情更重，意更浓，友情似水，源远流长。
作者借坡上疏林自喻，以此自谦，遥遥相对的远山则指好友袁可立，作者欣赏又敬重好友如山般的品性。
山巍峨屹立，层峦耸翠，可见作者心中对好友的情谊重如山，两人友情如山般巍然坚韧，纵使世间沧海桑田，友情依然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