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蔡襄《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北宋蔡襄《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蔡襄《万安桥记》，楷书。洛阳桥原名万安桥，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洛阳镇洛阳江上。由于洛阳江入海口过去称为万安渡口，所以当地人又称洛阳桥为万安桥。洛阳桥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开始动工，历6年8个月竣工。桥建在江海交汇处，水阔浪急，工程非常艰巨。当时的劳动人民创造“筏型基础”来建造桥墩，并发明了“殖蛎固基”。以固桥基。使往来行旅“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洛阳桥规模宏伟，原长1200米，阔5米许，桥墩46座，桥栏柱500根，石狮28只，石亭7座，石塔5座。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船形桥墩31座。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桥南的“忠惠蔡公祠”内，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
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迄功。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为其长而两之。糜金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庐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返京，道由出是，因纪所作，勒于岸左。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蔡襄不仅撰碑文，还亲自挥毫题写记文，成为《万安桥记》碑的又一绝。蔡襄是宋代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四家”。苏轼称赞蔡襄的书法曰：“君谟（蔡襄字）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后代许多文人对《万安桥记》碑书法予以称赞。朱熹赞道：“颂公之功兮万安有碑。楷法草书，独步当世，文章青史，见重列淡。”《龠州以人稿》写道：“万安天下第一桥。君谟此书，雄伟遒丽，当与桥争胜。结法全自颜平原来，唯策法用虞永兴耳”。《万安桥记》碑文字体系楷书，字径19×18厘米，端庄遒丽，丰趣俊逸。
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
《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